材料   官俸，历代更厚薄不同，而要以近代之薄为最甚。……古代官俸，多用谷物，货币盛行以后，则钱谷并给。又有实物之给，又有给以公田的。明初尚有此制，不知何时废坠，专以银为官俸。而银价折合甚高，清朝又沿袭其制，于是官吏多苦贫穷。内官如部曹等，靠印结等费以自活，外官则靠火耗及陋归。上级官不亲民的，则诛求于下属。京官又靠外官的馈赠。总而言之，都是非法。……现代的官俸，较之清代，已稍觉其厚。然究尚失之于薄。而下级的公务员尤甚。

材料   唐中叶是中国税制史上赋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两税法的实施，举改变了重人头轻田赋的局面，使田赋在整个赋税总额中的比例顿然突出。宋朝建立以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两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日益削减。与此同时，商税急剧增长，构成了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农业税的削减是相对商税的剧增而言的，但就农业税本身来说，终两宋300余年，也基本维持一个大致稳定的水平而未下降。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纳税人或纳税人组织与官府争夺税权的斗争，大至赋税结构的演变，小至某项税额的增减，一概由官府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偶然出现商税超过农税的现象自然是官府控制的结果。

——摘偏自顾銮斋《中西中古社会赋税结构演变的比较研究》

材料 秦始皇灭六国后，统一了度量衡，官阶和俸禄均以“衡”的单位“石”来表示。到了汉代逐渐将官阶与俸禄分成两种方法表示，官秩（“秩”为官员等级标准，“禄”为官员的报酬）以“石”表示，如万石、二千石等；官俸则用“量”的单位“斛”来计算，如最高秩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等。

在隋唐时期官员俸禄形式主要有米、田两种。隋代官员的俸禄分京官、外官两种支付标准。京官按品级，外官按州、郡、县的等级计户食禄。除俸禄外还有职分田，以品为差，由一顷至五顷不等。

至于宋代则因货币的广泛流通，俸禄多以钱币计算。百官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料、纸笔、差费、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各种补贴，地方官则配有大量职田。而元代官员俸禄以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支付，地方官俸禄中无实物部分，但却享有职田收入，作为俸禄的补贴。

到了明代则实行折色俸禄制，即以米为单位折算成钞、钱、布、银发给百官，并以货币为主。而清代官员俸禄是银米兼支，但以银为主。京官有俸银、禄米，外官有养廉银。

——摘编自百度百科

5 .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大量政府官职被总统和政党作为犒赏和馈赠的“礼品”分发给同党亲信和追随者，甚至国会议员手中也有大量的联邦政府职务可以出售和馈赠，许多官员把公职权力作为交换条件，中饱私囊。1883年，联邦政府签署了由议员彭德尔顿提交的改革议案——《彭德尔顿法》。法案规定：第一，文官必须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用；第二，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也不得强迫文官参加政治活动或提供政治捐款；第三，文官在政治上要保持“中立”。该法案第一次确立了联邦政府用人制度的三项基本原则：即竞争考试、职务常任和政治中立。通过文官制度改革，美国联邦政府在法律和制度上界定了官员的身份和权限，对用人上的腐败进行了强有力的治理；同时强化舆论监督，对腐败发起强大攻势，使其难以藏身，腐败逐渐呈现下降趋势。

——摘编自石庆环《美国联邦政府治理腐败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影响。

6 . 材料 嘉庆、道光时期，清廷固守“入童为出”的原则。咸丰、同治时期，随着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清朝的财政支出急剧增加，而常例收入的数量却非常有限，导致“量入为出”在实际操作层面已无可能，只能开始向“量出为入”转变。此间，清廷除加征田赋、盐课等旧赋，还开征厘金、洋税等新税种，推行捐输。厘金和洋关税在事实上超越田赋，成为这一时期清廷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清廷的财政收入规模，由咸丰初年4000万两增加到同治末年的7000余万两。清末，近代企业税也成为一个新型税种，主要指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等企业创造的收入。晚清时期，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和扩大税源，各种苛捐杂税名目迅逮增加。光绪前期的年财政收入为80000余万两，宣统三年的收入为2.97亿两，上升趋势明显。当然，清末的财政支出也加逮膨胀，“量入为出”难以为继，清廷只得放弃旧有的财政高度集中管理体制，将部分筹饷权下放各省督抚，地方财政体系得到发展。

——摘编自倪玉平《从“圣入为出”到“量出为入”：清代财政思想的转变》

材料 北宋嘉佑四年起东南茶法实行了40年的通商法，其弊端日益突出，“嘉祐初遂罢禁榷，行便商之法，客人园户私相贸易，公私不给，利源寝销，岁入不过八十余万”。蔡京主政时期对东南茶法进行了三次变革。崇宁元年茶法恢复了官府垄断收购的制度，即“选官置司提举措置，并于产茶州县随处置场，官为收买”，商人贩茶首先须到官场买引。崇宁四年蔡京又对茶法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废除了官府垄断收购的制度，允许商人与园户直接交易，通过垄断茶引印卖权达到专卖目的，称之谓卖引法。政和二年蔡京再次改革茶法，茶引的发卖和勘验更为严密。因政府印造和发卖茶引时皆备有合同底簿，京师茶务及各州县合同场依据合同底簿勘验和回收茶引，故称为合同场法。茶引的印造和发卖权统归中央，由太府寺印造，都茶务发卖，严禁私造茶引。商人贩茶时盛茶的笼篰由“产茶地分委通判，依样选人匠制造”，造好后“用火印熏记题号，令客人收买盛茶”。对这两种物品制造和发卖权的独占是宋政府收取专卖税，达到专卖目的的最关键环节。

——摘自黄纯艳《论蔡京茶法改革——兼论宋代茶法演变的基本规律》

材料   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救助制度遵循集体保障、城乡有别的方针，分为定期定量救助和临时救助。前者主要是针对那些孤老病残人员和某些特殊救济对象，后者主要针对遭遇临时性、突发性变故致使生活出现暂时困难的居民家庭。从大跃进运动开始，国民经济逐步遭到破坏，社会救助的相关款项也逐步停发。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救助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基本瘫痪。1978-1992年，通过强化政府责任，加快了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步伐，社会救助方式、标准、财政运行等技术层面的规定不断补充和完善，救助对象的瞄准更加精准、科学，救助政策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强。1992-2007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获得全面实施，同时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和住房救助等专项制度相应得到增加和发展。2014年《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颁行，使中国社会救助体系进一步实现了规范化、法制化，社会救助工作也取得了巨大成效，基本上实现了应保尽保。

——摘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历程、原因与趋势》

9 . 材料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征收，农民权益受到侵害，以至于失地农民生计困难，社会安全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完善，城乡土地资产价值日益显化，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的流转逐渐盛行。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禁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集体建设用地的自发、无序流转逐渐盛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探索、规范管理逐步加强，促进了流转的有序进行。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范围不断扩大，交易组织不断提高，规范管理措施日益加强。农民在土地流转中也获得了较为切实的受益。土地流转以后，一些大型机械得以使用，单位面积产量及粮食总产量都有了较大提高。

——摘编自龙开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演变、机理与调控》

材料 南宋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变革与转型期，伴随着民间争言财利的好讼风尚以及无审级限制诉讼制度所引发的非法越诉、安诉现象对司法秩序的冲击，南宋对原有相关法律进行了改革。新律规定：州县、监司的司法官员必须在民事案件审结后给争论双方当事人出具包含有案情事实，法律适用和审断理由的法律文书“断由”，以此作为诉讼当事人依次上诉的法定依据。南宋司法官员的民事审判虽然经常会参酌人情，以使判决更加圆润，但人伦情理仅是对法律的补充，而不是颠覆，更不是所谓的“伦理法”、“父母官诉讼”等传统学说所能涵括。实际上南宋司法官员早已践行了依据证据判决的成文法传统。南宋司法理性化、近世化趋势，对当下的司法改革亦不乏历史启迪与思考。

——摘编自张本顺《变革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