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汉武帝时期实行大规模的屯田。屯田始于元符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后，在朔方以西至令居屯田，屯田官兵达五六万人。此后，随着战争的需要，上郡、朔方、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以至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屯田，屯田官兵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人之众。屯田制度解决了边地军队的军粮供应问题，使军队的作战能力得以保证，汉朝政府对西北边塞地区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

——摘编自漆侠著《中国改革史》

2 . 材料   1883年，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农学校通则》，第二年又制定了《商业学校通则》。以此为起点，日本开始大力发展近代职业教育。明治初年，文部省明确指出：尽管我国文明确有进步，然而这种科学知识与技能尚未渗透到普通民众中间，教育与劳动显然分开，农业及工业等各种事业大部分仍因袭陈规陋习；今天国家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民众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适当结合的教育。因此，当时日本的大、中、小学都贯彻技术教育的方针。一方面，在课程设置上，小学开设了手工科，中学开设了实业科目；另一方面，在各级教育上，专设了实业学校，如初等教育开办实业补习学校、乙种实业学校等，中等教育开办实业中学、甲种实业学校等，高等教育则开办专科实业学校。

——摘自肖兴安、熊家国《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 明宪宗执政后期，所行弊政十分明显，如放纵宦官势力的发展，僧道侍于左右等。许多官员由宦官传旨任命，而不能由政府职能部门按程序任命，"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很多官员因为附庸皇帝信任的宦官或者僧道而得任用，破坏了政治的清明。明孝宗继位后，在执政的第一个月，就处理了僧道近1500人，大批贬谪佞幸宦官。许多与宦官、僧道勾结的官吏，包括六部侍郎这样的高官被罢官。孝宗继位第二年，专门下诏"求直言"，广开言路，多次与朝臣讨论政事，依朝臣议论革除弊政。孝宗以前，京官的考核是十年一次，孝宗改为六年一次，这种六年一考察的做法一直沿袭至明末。对地方官的考核制也有改变，府县官的考核每三年举行一次，以前主要考察是否完成赋税的征收，孝宗增加了荒政的考察，增加了以积谷多少为优劣的考核内容。因为孝宗的勤政，弘治年间是明朝少有的治世。

——摘编自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

材料   甲午战后，湖南人因甲午惨败，创痛剧深，变保守为激进，出现了官绅一体共谋维新的新气象，湖南一跃而成为了全国最富有朝气的省份之一。湖南保卫局是黄遵宪仿照日本与欧美的警察制度，结合中国传统城市管理特色提议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和治安环境。其部分章程如下

——摘编自许顺富《湖南保卫局与近代长沙城市管理制度的变革》

材料   1906年9月1日，光绪帝发布《仿行立宪上谕》，明确了先从宫制改革入手的预备立宪步骤。次日，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派载泽、袁世凯等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在确立了中央官制之后，清政府又议改地方官制，进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体制改革。11月5日，奕䜣等人受慈禧之命拿出一个基本方案，以供地方督抚讨论参考。到1907年2月，除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以外，各省督抚依据改革预案，在复电中对三权分立、官制改革、地方自治、国民素质、经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官制改革的核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为晚清出台地方官制改革试行方案提供了决策依据。

——摘编自周妤《论清末督抚的地方官制改革策略》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的目标，加大空军、海军建设力度，短短十年就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军队总员额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50万余人，缩减到50年代末的249万人；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1950年的41.1%下降到1959年的10.5%.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减少领导指挥层级，逐步由横窄纵长的垂直树状体制向横宽纵短的扁平化体制转变。1955年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我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军官军衔共分为4等14级。20世纪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军队领导管理指挥体制的基础和现代化军队的基本框架，完成了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全面转型。

——摘编自郭志刚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改革的主要历史经验》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军事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化。从1980年开始，以“消肿”为突破口，军队进行重大调整改革，将11个大军区缩减为7个大军区，军队裁员100万，走上了质量建军之路。20世纪90年代，制定了以打赢现代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为基点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提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战略目标；并先后两次共裁员7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担任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打破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成立了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军委机关由4个总部改为15个职能部门，7大战区调整为5大战区，组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2016年，调整改善军种比例，改革部队编成，原有18个集团军重组为13个；同时，在后勤等领域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制度。此轮改革，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整体性、革命性重塑。

——摘编自彭云《人民军队在改革强军中迈进新时代》

材料   唐朝中期以后，由江淮至长安的漕运废弛阻塞，造成关中粮食困难，饥荒四伏，粮价暴涨。公元764年，朝廷任命刘晏接办漕运。刘晏上任后，首先组织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师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坚固的大漕船，训练军士运粮，每十船为一队，军官负责押运。他不再征发沿河壮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盐利雇用船夫。他还改直法为段运法，将全程分成四个运输段，建转运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运粮效率。为此又在扬州、汴口、河阴、渭口等河道的交界处设仓贮粮，以备转运。他创立漕运奖励制度，“十运无失，授优劳，官其人”。漕运改革后，江淮的粮食因此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长安，每年运量达一百一十万石，解决了粮荒还有所储备。

——摘编自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   清末，绝大多数书院仍然教习八股文。甲午战争前，郑观应等提出了“仿照泰西程式”改革书院的主张。甲午战后，梁启超等大声疾呼“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发布上谕将全国各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小学堂。全国各省书院改为学堂者约二十余所。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上奏，提出“今日书院积习过深，……必须正其名曰学，乃可鼓舞人心，涤除习气”。清政府再度发布上谕改书院为学堂。全国范围内再次掀起了书院改学堂的热潮。至清朝覆亡，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0余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

——摘编自邓洪波《晚清书院改制的新观察》等

材料一 为了治理黄河的水患，汉武帝采取了各种方法，甚而动员包括社会各界的人士参与到黄河水灾的救助之中。元封元年汉武帝“方忧河决”，随即出现了“河溢皋陆，堤繇不息”的惨象，汉武帝不得不动用包括术士在内的各方人士参与到水灾的治理。汉武帝是欲通过方士沟通人神之间的联系，根治水患。也许汉武帝感觉到触怒了苍天，在元封元年，汉武帝甚至要祭祀后土以求得苍天的庇护，他甚而认为“间者河溢，岁数不登，故巡祭后土，祈为百姓育谷”。除了，上述所谓的祈求苍天庇佑治理黄河水患外，汉武帝主要利用朝廷的大臣来治理黄河水患。如元光三年的黄河水患；“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在治理黄河水患的同时，为了安置灾民，汉武帝还采取大规模移民的政策，将遭受水灾的民众迁离本土，或者迁往漠北地区，或者迁往江南地区，使这些民众脱离了黄河水灾的侵扰，过上安定的生活。

——据薛瑞泽<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治理及其历史启示》

材料二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遇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   改革开放以后，粮油购销价格倒挂，国家实行价格补贴，这是在价格背离价值的前提下，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特定产物。1991年5月1日，粮油销售价格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提价方案，三种粮食（面粉、大米、玉米）平均提价幅度为68%；食油则实现购销同价；对上述粮油仍然实行凭票或凭证定量供应。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油补贴，由过去的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承担一部分。此次改革，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粮油购销价格倒挂问题，但的确在解决此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为后来取消实行了多年的凭票定量供应粮油，实行敞开供应，建立了良好的开端。这次粮油价格改革，并没有出现许多人曾经担心的带动物价大幅度上涨现象。粮油销售价格大幅度上调后，除与之相关的制成品价格随之上涨外，肉禽蛋、蔬菜以及各类工业消费品均未“搭车涨价”。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