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虽然商人群体在唐宋时期实力不断增强，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成长过程受到政府强有力的控制。唐宋商人群体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中国社会特点，即其是在国家管制的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唐宋时期受各种经济规制的限制，商人发展轨迹逐步同化为官商模式：有官商背景的商人财富增长迅速，众多小商人谋生艰辛。中国商人为了在官商模式的生态环境中适者生存，不得不成为政府部门或官员寻租活动的积极响应角色，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从商人向官吏转化。最后，商人群体与官府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旧体制、旧制度的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因此，中国古代的富民阶层不是向市民阶层转化，而是向士绅阶层转化，中国古代富民社会没有顺利地向市民社会发展演进。

——摘编自张锦鹏《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

材料二   西欧中世纪城市人口的主体是私营工商业者，他们是市民阶级的中坚。封建国家或贵族插手兼营工商业的情况很少，因为经商是降低身份，这种偏见直到旧制度结束以前在贵族中是根深蒂固的。随着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加剧，西欧工商城市速成为封建势力的对立物。市民阶级为了反抗其野蛮统治，排除其经济干扰，展开了坚持不懈的反封建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在意大利、法兰西南部和贝亚恩，商人阶级在某些地方通过选举共和总裁、执政官或主教而取得了参加政治生活的权利，或者以一种咨询资格而参与城市的行政生活和财政管理。应该说其斗争有一定的目的性，并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

——摘编自杨师群《宋代城镇工商阶层述论一与西欧中世纪城市市民的比较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的对外政策，服从于“以德抚远”的政治目标，希望建构一个以中国古代王朝为中心，具有共同道义和文化基础的稳定的国际体系。汉代外交“临西海而望大秦”，使节出使各国，“远人宾服”。唐代时，要求选派的对外使节，“到彼宜阐扬经典，使知大国儒教之盛”，都城长安各国使节云集。明初朝廷四处宣谕，“有贡必封”。清初，顺治曾诏谕：“南海诸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与朝鲜一体优待。”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成功经验来看，建构东亚世界更主要是依靠先进的制度、法律、文化和技术，使得周邻国家受到吸引而自愿输入移植。中国古代王朝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是和平的文化影响，而非武力的征服和领土的扩张；是国际体系的领导者和维护者，而非统治者和掠夺者。

——摘编自韩昇《中国古代的外交实践及其基本原则》等

材料二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清政府严词拒绝英国遣使进京。庚申之役后，清廷被迫允准外国公使进京常驻，但对遣使驻外无意执行。1864年，总理衙门将系统介绍国际法的译作《万国公法》分发到沿海各重要口岸。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使英。甲午惨败，清廷被迫承认朝鲜为自主之国。庚子国变后，清廷广兴新式学堂，鼓励有志青年留学西洋，新式人才逐渐成为驻外使臣来源的主流。1901年，清廷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上。1911年，外务部职能趋于简化，“大臣掌主交涉，昭布德信，保护侨人佣客，以慎邦交”。

——摘编自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材料一   根据《宋史·五行志》中记载，在整个两宋时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疫病大概有29次。南宋152年间，平均每五年就出现一次，其中有26次发生在江南地区。杭州取代汴京成为宋朝的首都以后，也成为新的流行性疾病的多发区，苏轼曾评价杭州的流行病指出，“杭（州），水陆之会，疫死比他处常多”。从时间的分布上看，从1142-1190年的48年中共发生13次传染病流行，平均每4年一次；1195-1211年的16年中发生了9次，平均每2年就有一次瘟疫。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传染性疾病大多发生在夏秋之际，23次有明确月份的记载，其中有15次疫情是发生在这个季节，约占65%。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贫富皆病，死者约十之五六”，“浙西路死者五十余万人”。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浙西大疫流行，平江府以北的河流中“流尸无算”。

——摘编自尹娜《两宋时期江南的瘟疫与社会控制》

材料二   流行病的灾难，促进了医学卫生的各种研究和观察，为近代卫生学的发展铺平了路。以1845年中英《上海土地章程》的颁布为起点和标志，公共租界开始了公共卫生建设的进程。此外，工部局还颁布了一些法令法规，以使公共卫生管理走向法制化和制度化。《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第42条涉及到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内容；1901年工部局起草《公共卫生细则》，以实行传染病的强迫性通知和传染病人的强迫性隔离。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华界的公共卫生事业，不论在组织、体制、法制还是关于传染病的现代防疫措施上，均已达到了相对完善的水平。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确保医疗。

——摘编自刘雪芹《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

材料一   20 世纪以来,甘肃成批出土简牍10余次,总数达到7万多枚。简牍的内容以秦汉行政文书为主,各种簿籍和通行公文系统性很强。簿、籍内容包括边塞军事机构对兵器、廪、食、俸钱等物资的流水账目及会计报告和关于各种人员的名单。通过簿籍,可以管窥各类机构对文书的书写、审核、校对、存档等细节。通行公文是各级机构间上传下达的文书,有涉及人事升迁、任免、调动的,也有关于日常管理值班的。甘肃简牍中还包含大量的律令,涉及军事、治安、边疆、土地、吏治、养老、赋役等多方面。司法实践中的各类文书透露出执法重要环节的各种信息,生动反映了西汉中后期至东汉的诉讼程序和司法情况:

——黄兆宏《“经国之枢机”一甘肃简牍与秦汉时 期行政体系研究》

材料二   晚清时期 ,清朝长期实行的谕旨奏折制度悄然发生变化,新型谕旨奏折逐渐形成自身的寄发程式与管理制度。通过电寄寄发的谕旨称“电旨”,上行文书出现电奏,电奏由臣工拟定,交电报局寄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送军机处进呈。历次钦奉电旨、电奏、电信,按月分缮清折咨呈军机处、总理衙门查核。1906 年10月,皖北遭遇严重水灾，安徽巡抚恩铭向清廷电奏此情,并请求“拨发藩库银十万两,以资赈抚”,清廷闻后立即寄出电旨允准。

——夏维奇《晚清电旨电奏发展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