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了全球范围内的“扶贫奇迹”。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利用行政手段对生产资料进行再分配，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彻底铲断了造成贫困的经济根源，为农民摆脱贫困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使亿万农民走上合作经济发展道路，建立起以农业合作社为组织形式的农村公有制经济体制。同时在农村建立“五保”供养制度、储备粮制度等初步的社会救助体系，缓解了农村地区极度贫困的局面。
——摘编自白晋博《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发展历程、基本经验和未来展望》
材料二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升的贫困问题，致力于解决过往扶贫过程中存在的识别对象不准、后续动力不足、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新理念、新战略，形成独特的习近平贫困治理观。
——摘编自李文《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理论渊源与实践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建国初期开展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习近平贫困治理观的时代意义。
材料一 1902 年，为了应对艰苦的斗争，列宁提出共产党需要由一批“职业革命家”来担当。申请入党的只能是工人阶级与劳苦农民阶级，真正革命工人阶级的政党绝不能仅仅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应该更加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这背后都是由于列宁将党的纯洁性看得比规模更重。根据列宁的建议，1919年俄共（布）八大上，“党的纪律”第一次作为单独一部分被写入党章，将严格的纪律要求作为“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
——摘编自李佳金《毛泽东对列宁从严治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材料二 中共一大将自我革命的要求写入了党纲。 中共二大文件写道：“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凡在共产主义可以合法争斗的国内，共产党必须定期的洗刷自己的组织，淘汰一些模棱的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不仅标志着建党伟业的完成，而且成为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的伟大开端。
——摘编自谢迪斌《中国共产党百年自我革命的发展动力》
材料三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 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21年）
(1)根据材料一，概括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主要观点。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初，列宁这一批“职业革命家”面临的俄国社会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现在内乱激烈”的状况。结合1927—1949的相关史实，举两例说明中共是如何进行“自我革命”的。
(3)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指出中共“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主要经验。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法国在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终结。此后，法国国内掀起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但是当时法国内阁仍屈从美国意志，不敢单独承认中国。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法国方面不断有人呼吁承认中国，但中法建交的路途上横亘着两个主要障碍：一个是阿尔及利亚战争，另一个是台湾问题。1963年7月，美国、英国和苏联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力图阻止中国和法国通过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这使得中法在反对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问题上又增加了一个共同点。与此同时，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美国对印度支那事务的干涉越来越深，再次与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矛盾。1963年，毛泽东多次强调争取“间接同盟军”的重要性并重新解释他的中间地带思想。此时中国政府重视戴高乐要发展中法关系的言行，最后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翟强《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四年的中法关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伴随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对外交策略的制定，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三条外交脉络——生存、富强、和谐。中国外交70多年来，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国际交往日益密切，面临的挑战和压力越来越大，国际战略也随之丰富和发展。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是中国国际战略确立和发展的现实依据，制定切实可行的外交方针是中国国际战略的首要任务。在政治、经济、外交三者关系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外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了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制定一个具有连续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外交政策和执行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外交策略。
——摘编自刘霏《新中国外交政策：发展、成就及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60年代中法关系的变化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事业的成功经验。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英国初期的防疫成果并不理想，进入封锁防疫第三周，疫情并没有得到明显控制，日检测能力未能达到预期水平，死亡率依然居高不下。从疫情防控有效性的角度来说，英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政策缺乏针对性，既没有及时阻止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又未能顺利切断传染途径，无法阻止疫情多次反复传播，甚至还因为医疗物资与床位紧缺，放任轻症患者进行居家隔离，对感染者防护措施不当，不重视病毒特性，不严格控制病毒的传播途径，不对疑似病患进行检测和救治，出入境没有设立体温监测点，不对确诊病患行动轨迹进行追踪，不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检验排查，最终导致疫情蔓延。
——摘编自李瑾《英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政策：分析与启示》
材料二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从确保患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到多措并举关心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从加强人文关怀、组织开展心理疏导，到稳妥有序解除管控措施、逐步推进复工复产。在这场捍卫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战斗中，中国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开展防控和救治经验分享，推动联合科研攻关，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以自己的作为和担当，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战“疫”、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尽到中国责任！
——摘编自郑昌华《中国文化是抗疫斗争的深沉力量》
(1)据材料一，指出英国初期“防疫成果不理想”的表现及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中国的抗疫理念。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抗疫所体现出的进步性。
材料一 英法用战争打破清王朝对《南京条约》“一劳永逸”的愿望，并且《天津条约》明确规定条约“以十年为限”，可以“酌量更改”。随着眼界的打开，清朝君臣对修约逐渐有了新认识。《马关条约》签订后，一些开明的官员纷纷上奏呼吁修约。1898年，总理衙门更是向英国提出“希望修改税则和条约中的通商各款”，虽未成功但迫使英国正面回应了中国的修约诉求。
——摘编自李育民《晚清时期条约关系观念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华民国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大事记
| 时间 | 事件 |
| 1924年下半年 |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取消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全国各地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反帝废约运动 |
| 1928年7—11月 | 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一场同列强“改订新约”的运动，并先后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中比友好通商条约》等 |
| 20世纪40年代 | 中国社会掀起一股要求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热潮，国民政府与英美分别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 |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进程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从晚清到中华民国修废条约历史进程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治要孝经广要道章》引孔子的话：“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善于礼。”在孔子看来，礼乐是治国的基本方式之一。从个体来看，通晓礼乐，以礼残行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根本，君子好礼、学礼并非仅仅自立；从治国来看，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君子好礼、行礼，就不单单是个人之“修身”，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董仲舒提出“春秋决狱”的社会治理办法，即以六经中的思想作为判常的依据，犯罪者的动机是否合“礼”，对审判结果会造成直接的重大影响。中国历史上的“礼”“法”合流，是以“礼”入”法”而成，即是汉廷尉陈宪疏中所说的现象：“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
——摘编自王乐《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的礼治》
材料二 西方社会治理理论建立在推崇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把私有制、私人占有、自我所有权看作天经地义的，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将“看不见的手”“公正的旁观者”“经济理性人”“守夜人”等经典隐喻缘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有关未来文明社会的乌托邦；诺齐克提出“最小国家”体现了自由至上的理念；哈耶克坚持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个人自主。
——摘编自张国清、何怡《西方社会的治理危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治理思想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社会治理思想与中国古代相比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局限性。
材料一 “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这是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0）所撰《历史》一书的开篇之语。在此之前，对于希腊人而言，神话就是他们的历史。《历史》前半部分以追问希腊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原因为起点，记载了希腊、西亚、北非等地的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历史往事等内容，后半部分叙述希腊城邦与波斯之间战争的全过程，故该书又被称为《希波战争史》。它继承了《荷马史诗》的叙事方式，又本着“研究”的精神，常常分辨传说的真假与异同。作者赞扬雅典人，却并不肆意诋毁“异邦人”，承认东方民族具有比希腊更古老的文明。书中的不少记述是作者亲自调查得来的史实，如在埃及通过询问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的僧侣，掌握了大量历史和文化知识。书中许多记载为后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摘编自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等
材料二 《史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约前145~？）所著，记载了自黄帝到汉武帝二三千年间的历史，也叙述了汉朝周边各民族如朝鲜、匈奴和中亚、南亚各地的史实。全书以编年叙事的帝王“本纪”为纲，以人物“列传”为体，被称为“纪传体”，成为后来历代官修史书的正宗。司马迁以儒家的历史观为宗旨，前代深厚的历史学积淀基础上，坚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著史原则，常常表自己对于历史现象的认识甚至疑惑。《史记》充分利用各类先秦文献、汉朝政事档案等，客观、如实地叙述史实，并佐以司马迁的游历见闻及民间传说，力求“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希罗多德与司马迁作为伟大历史学家的共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历史》与《史记》产生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撰写史书应该包括的要素。
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观念是家国同构的伦理论，伦理本位的政治文化是将血缘宗法关系的氏族社会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国家体制相融合。大一统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使得中国人有着牢固的“大一统”信念，也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核心的统治方式。德法并治思想把德的教化功能和法的强制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的社会治理理念，无论孰轻孰重，皆是不可或缺的治国之道。以儒学为重心的传统文化从家族伦理中推衍出国家政治秩序，在这种孝忠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下，人们孝亲、忠君、爱国，对社会充满责任感，重义务而轻利益。
——摘编自刘静、韩冰《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理念及其现代价值》等
材料二 西方现代国家观念在启蒙运动时期进一步发展并成熟。洛克认为自然法的主要内容是人们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人们制订契约形成国家的根本目的是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同时，被授予权力的统治者也是契约的参加者，也要受契约束缚，如其违约，人们有权反抗，甚至重新订约，另立新的统治者。依据自然法则，伏尔泰提出“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理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康德提出国家应建立在三个理性原则之上，即每个社会成员作为人都是自由的，作为臣民彼此是平等的，作为公民是独立的。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阐释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和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