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历史研究致力于追求史实的纯粹与客观 |
| B．对文献史料的辩证分析有利于研究历史 |
| C．史料真伪决定了能否准确还原历史事实 |
| D．历史认识能否深化拓展取决于史料本身 |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奥古斯都所推行的城市化运动最杰出的成就，毫无疑问，那就是辉煌的罗马建筑。罗马城在方位走向上注意与有序空间协调一致，城市主干道一条为南北走向，另一条为东西走向，两条大道成直角在市中心交汇。交汇点一般为城市中心，通常在这里要为宗教纪念物挖一个地基。剧场是罗马人在借鉴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方式加以变化，从而使得它比原来的形式更为华丽、雄伟。罗马市政当局认为城市人数在5万人左右最为合适。在罗马的建筑师看来，理想的城镇应为2400~1600英尺，因为长度太长就会看不清沿城墙传递的信号，因而对城防不利。城市的下水道、供水管、桥梁、道路一应俱全，甚至还建立了西方世界最早的医院和最早的国家医疗体系。正是有了这样的管理才使罗马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喷泉的壮观场面得以实现。
——据杨俊明、巢立明《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的城市规划与建筑》整理
材料二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起始于以蒸汽机发明为标志的英国产业革命，由于工业区存在许多就业机会，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引起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和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工业化成为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进入城市化成熟阶段以后，其城市化进度开始趋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80年代早期，许多发达国家出现了大城市人口向郊区和小城市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1979~1982年，欧洲高城市化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少得最多，达到-18.4%。
——摘编自段瑞君《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经济空洞化使城市衰败地区蔓延，而衰败使中心区古老的建筑群逐渐沦为贫民窟，对城市文化及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欧洲城市曾尝试拆除衰败地区和建立现代建筑。对城市历史中心的破坏，引起了普遍的敌意。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城市中心密布着古老建筑群，各国制定了严格法律进行精心地保护，城市更新罕见。城市历史中心建筑拆迁几乎是禁止的，政府还严格限制现代建筑布局在历史中心而破坏城市景观的协调性。欧洲闹市区依然完整保留着数百年前的画景似的古城风貌，古色古香。城市建筑遗址有的可上溯道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在城市中心附近，中世纪的罗马式圆顶教堂或哥特式尖顶教堂作为城市的天际线，象征着古老的庄严。
——摘编自徐和平《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保护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归纳古罗马城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80年代早期欧美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归纳欧洲城市更新运动中对古典建筑群保护的意义。
材料一 下南洋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的汉代，一直到明清时期才越走越宽，呈现大规模的迁徙潮。从汉朝到明清时期，每当新老政权交替之时，不堪战乱的百姓与没落的权贵的一部分会移居海外。“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因此凭借着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特别是闽广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有资料记载，鸦片战争之前下南洋经商谋生的华人就已有150万人之多。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接受纷至沓来的不平等条约，此时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因此出现了马来西亚联邦给予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等优惠措施以吸引华工的现象。“下南洋”的华人与华侨或工或商，胼手胝足，打下了华人的一片天地。
——摘编自高荣伟《下南洋：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材料二 19世纪，欧洲农业在机械化的普及下，农业人口迅速减少，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雇工丧失生计；工业领域中，伴随着捣毁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宪章运动的接续发生，许多工人逐渐感到失望与厌倦。为了缓和人口激增等矛盾，诸国政府也纷纷废除了限制移民的规章，因此人口外流趋势加强。而同时期的美国，农业上大量国土有待开发，加之工业革命席卷各个产业，大型工厂纷纷建立，使得美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大大增加。1863年，国会通过了《鼓励移民法》，林肯总统和国务卿等也发声呼吁美国驻欧洲官员宣传美国的高工资，以此吸引欧洲的科研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
——摘编自王喆《19世纪西欧人口赴美移民的历史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下南洋”现象的特点，并分析推动“下南洋”现象出现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西欧赴美移民的原因，并指出与鸦片战争后华人“下南洋”的不同点。
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自行车又称脚踏车、自由车，1790年由法国人发明。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后来又有了一些发明，至1889年，苏格兰人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形成了当今自行车的样式。鸦片战争后，自行车传入中国。据1868年11月17日《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不过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20年代以后，自行车业发展迅速。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1948年，上海市有自行车23万辆。
——摘编自闵杰《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自行车年产量只有1.5万辆左右，1956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6.7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行业以凤凰、永久、飞鸽、红旗、五羊等品牌企业为代表，形成了整车和零部件齐备、配套完整的生产体系，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自行车产销第一大国；1998年，中国自行车出口1761万辆，首超过内销量；据中国自行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的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4亿辆，高居全球榜首。与此同时，中国的自行车产量、消费量、出口量已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自行车的年产量占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已累计出口超过10亿辆，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当地人们便捷出行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进入21世纪，自行车行业已逐渐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逐渐变缓，行业格局趋向稳定。
——摘编自钟雁明《中国自行车如何“富起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自行车业的特点，并指出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自行车业在现代中国的发展，并归纳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从17世纪起，伦敦是一座开放城市，因为没有任何军事威胁，所以能相应地扩展。1666年，伦敦城区大部分和西部城郊的一半被一场大火破坏了。这样就有可能在同一规划的基础上重新建造英国的首都。那时最著名的建筑家们呈交给国王一系列设计方案。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英国的君主政体才刚刚得到巩固，既没有权威也没有实施这些项目的经费。伦敦出现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通过多种投资方式而形成的“装饰品”，他们建造的建筑物与众多私人或公用的公园、绿地相间并存；街道和广场四周是同样格式的建筑物，中间是花园。
——摘编自【意】L·贝纳沃罗著《世界城市史》
材料二 到了18世纪后半叶随着人口的密集，旧城区地下排水管网老化破损、城市道路泥泞肮脏，居民出行叫苦不迭，伦敦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了。伦敦人在以改善环境为目的的旧城区改造过程中，建设了花园广场、园林广场等意大利风格的广场。同时，郊外扩张也开始进行。18世纪后期开发的重点是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西部新居住区，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贵族绅士们开始涌入这里。伦敦的整体风格保持着“内富外贫”的传统城市模式。在19世纪后期旧城区穷人和富人共存的现象逐渐消失。
——摘编自【韩】李永石等著《一座城市一部历史》
(1)据材料一，归纳17世纪伦敦城规划、建设过程的特点，并分析成因。
(2)据材料二，概括18世纪后期伦敦城发生的变化。结合所学，简析其背景。
材料一 16世纪上半期是英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时期，其中，农村农业人口增长了近60%，粮食供应压力增大。1560年以后，农业革命在英国悄然兴起。当时，英国西部已经实行了早期形式的轮作制。英格兰人逐步把可轮换式农业、三圃制、革命性作物、畜牧业和可耕地结合起来，发明了诺福克四茬轮作制。17世纪，马铃薯的广泛种植，提高了英国人的抗饥荒能力。18世纪起，议会简化了圈地程序，涌现出许多拥有大地产的地主，人们常常把低质量的农场改造为精耕细作型的可耕地。到了18世纪，土地私有产权完全确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可以自主决定生产。最终，英国不但粮食生产增加，而且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还成为粮食的出口国。
——摘编自尹翔硕等《贸易战略的国际比较》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关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加快发展。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坚持不以牺牲耕地搞开发，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按照市场需求，把粮食的生产、转化、加工、流通、消费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进行系列开发和整体建设。国家农业科研的投入比重不断提高，加快建立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工程"等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健全完善中央储备粮与地方储备粮之间的补充机制，统一协调省、市、县三级储备的吞吐，确保各地国储库和中央储备粮规模的稳定。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再次登上10000亿斤阶段性水平。2008年，粮食产量突破历史最高水平。
—摘编自尹成杰《粮安天下———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英国农业革命的背景，并归纳英国农业革命的主要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为保障粮食安全采取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从秦汉以来，不管是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还是在对官吏的管理上，都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而且历代都有厘革，前后相承，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官吏的选拔、任用、考课、等级、俸禄、回避、监察、休假等一系列的齐全的文官管理制度。选官制度在秦汉时期是很不规范、很不齐全的，之后历代统治者根据所属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与管理国家需要相呼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充。自秦汉始制订文官律，至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官组织规模的扩大，在典、格、令中也增加文官制度的新内容和新规定。唐六典的出现，更使文官组织有了缜密的规范。经过宋、元、明、清的不断补充和完善，逐步形成了以会典形式为主的一整套法规体系。中国古代文官制度深受宗法制度的影响，具有严格的等级之别，同时，文官们也要接受并遵循儒家基本思想，必须行仁义、崇道德，把刑政和道德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官们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伦理指向。
——摘编自陈燕青《中国古代文官制度及其现代价值探析》
材料二 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逐渐确立，但是政府各级官职继续为贵族所垄断，因而买卖官职、贪污舞弊成为普遍现象。进入19世纪，在“政党分赃制”的影响下，官吏的任用是以党派为基础，从而造成官吏队伍不稳定，政府工作混乱，政策缺乏连续性，官吏们无法熟练地掌握业务。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导致政府管理职能的膨胀，政府面临着许多新课题，同时，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猛增使其政治要求增加，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获得了政治统治权，他们要求清除旧制度的弊端，要求国家公职向社会开放，要求机会平等、自由竞争，建立一个廉洁而高效的政府，更大程度地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述。
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确立后，美、日、德、法、意和加拿大等国家争先效仿；文官奉行“政治中立”的原则，禁止文官从事政治活动；实行职务常任制，不随内阁共进退，也不受选举胜负或政潮起落的影响；实行公开而又平等的竞争考试，择优录用；实行严格而科学的考评制度，根据他们的工作业绩，决定奖惩、晋升。－
——摘编自甄敏《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原因并说明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