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学术界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差异很大 | B.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随时代发展更趋客观 |
C.不同时期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侧重点不同 | D.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标准可以多样化 |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A.《圣经》中记载的内容真实可信 | B.多元历史资料推动历史认知进步 |
C.历史结论随时代发展不断变化 | D.历史学的发展只能依靠考古发现 |
材料 校勘,是指校正、审定古籍记载的正误真伪。其基本做法是利用史料对古籍记载进行相互核对,条列异同,形成校勘记。下表是今人围绕《建康实录》的校勘事例。
事例 | 《建康实录》 | 史料 | 校勘记 |
(1)爵位 | 徐孝嗣,年八岁,袭爵枝江 | 《南齐书》“(徐孝嗣)八岁,袭爵枝江 《宋书》“枝江 | 据《宋书》,《建康实录》“县侯”记载无误;而《南齐书》“县公”当为“县侯”之误。 |
(2)籍贯 | 刘延孙,彭城 | 《宋书》“刘延孙,彭城 《南史》“刘氏之居彭城者,分为三里”;“延孙所居 | |
(3)任职地 | 《三国志》“遂到 | 《建康实录》“南昌”当为“南郡”之误,因《三国志》的相关记述更加完整。 |
史料内容 | 来源 |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祥。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 |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文献 |
“昔免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免于平阳,取之帝位。” | 古本《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袅王的蒸菲中发现出土。记录了从夏代至魏裹王二十年的历史 |
A.神话传说不具有史料价值 | B.文献记载必须与文物考古相互印证 |
C.时代愈近历史叙述愈客观 | D.立场和目的不同影响对历史的记载 |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日本的狂热右翼分子——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以未公开且被其修改九百多处的《松井日记》为主要依据,于1985年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妄称:“南京大屠杀完全是政治上制造出来的虚构”。他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重要逻辑是认为日军军规严格,“军纪严明”,因此“不会发生大屠杀”。
——摘编自李松林《日本学者田中正明篡改松井石根的<战中日记>》等
材料二 近年,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出来控诉日军的暴行。与此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包括:大屠杀期间负责指挥处理中国人尸体的日军中佐太田寿男在战后的口供称,“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尸体)”;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描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多国人士目睹的日军暴行,记载长达一百九十余页;1991年,在美国发现的牧师偷偷摄制的日军暴行动态纪录片等。这些独立来源的历史档案都表明“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的历史真实性。
——摘编自高兴祖《“南京大屠杀”事件研究现状和今后的课题》
(1)材料一中田中正明的观点受到广泛质疑,请尝试从史料实证的角度批驳其观点。(2)根据所学知识,判断材料二中“历史档案”的可信度,并从史料实证的角度对你的判断进行说明。
(3)请为更科学、有效地发挥“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的价值提供一些建议。
A.档案史料受到官方影响,主观性较强 | B.史料的多元性模糊了历史的细节 |
C.史学研究应首先进行史料真伪的考辨 | D.史料挖掘能够推动历史研究发展 |
A.实物与文献可相互印证 | B.实物史料比文献史料更加可靠 |
C.西汉政府重视史学研究 | D.实物史料是史学研究必要条件 |
A.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重于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是史学家的使命 |
B.历史的全部细节通过各种资料并借助多种研究路径可以弄清 |
C.历史诠释需坚守客观立场,力求规避历史学家的主观认识 |
D.史学著作是时代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 |
材料一 对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形制、铭文,以及对我国古代碑碣刻石的收集、著录与研究,称作金石学。这一专门之学创建于宋,在宋朝之前,历史上虽然也有关于前人对金石文献进行研究的记载,不过,前人在这方面的工作毕竟是一鳞半爪,并不成系统,因而也就不能称其为“学”。……金石学发展至清代,呈现出复兴进而繁荣的景象。随着金石学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范围的不断扩大,在金石学自身渐趋科学的同时,也带动和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金石文献脱离附庸于史部目录类的地位而独立成为史部的一个子目,且再细分子目……此外,随着金石学研究的日益深入,新史料意识全面觉醒,学者们在利用金石证史方法研究历史的同时又对这一方法进行思考和总结,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已指日可待。
——据崔文印《宋代的金石学》、王雪玲《论清代金石学的学术自觉与理论价值》整编
材料二 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后一个辉煌发展和总结时期,到晚清,由于西洋文化的冲击以及国家贫穷落后的精神刺激,促使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总结、反思,由经学的汉、宋之争,进而展开今、古文经之争,进而展开更广泛的诸子研究……科举制度的废除,表明即使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绝对权威地位也已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随着三大考古发现的真谛被逐渐揭示出来,金石学有可能因其研究领域扩大、研究对象深化而步入近代考古学。晚清社会是一个“千古未有之奇变”的社会,学术思想因之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旧史学向新史学演进,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刘毅《从金石学到考古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金石学在宋代成为专门之学的原因,概况金石学在清代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金石学向考古学演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