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采用了学界公认的二重证据法 | B．未充分关注史事特定的时空框架 |
| C．运用了唯物史观探究历史本质 | D．未充分关注到记述者的主观意图 |
材料 在西晋张华编纂的神话志怪小说集《博物志》中，有近20条有关张骞和西域的资料，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对丝绸之路记载最丰富的典籍。所谓“小说”，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野史。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博物志》中共记载了9种来自丝绸之路的植物：胡桃、大蒜、胡荽、石榴、红蓝花、葡萄、胡葱、苜蓿、胡麻豆，其中8种为张骞带回。而在《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中，明确提到的植物只有葡萄和苜蓿，是否由张骞引入也不太明晰。《博物志》卷二《异产》载：“《周书》曰：西域献火浣布……污则烧之则洁……汉世有献者。”火浣布即石棉，在古人眼中是神奇之物。《博物志》所谓“《周书》记载”，实际上来源于“周穆王大征西戎”的传说。但东汉时石棉的确仍通过丝绸之路流入中原，《后汉书·西域传》载：“大秦国作黄金涂、火浣布”。《博物志》卷三《异兽》中记载了一种能“食虎豹”的“小兽”，并刻意描写其“大如狗，然声能惊人”。后世学者考证这一小兽为“狻猊”，即东汉时西域诸国多次进献的狮子。《博物志》的记述，与同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密切相关，佛教经典中将“佛祖讲经”形容为“狮子吼”。
——摘编自张黎明《史料与传说：<博物志>中的“丝绸之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使用文学作品进行历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并简析《博物志》对研究丝绸之路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司马迁自幼受《春秋》影响颇深，继而作《史记》，形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崇高抱负。《史记》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是一部政治、经济、文化、人物、风俗、地理等兼容并包的“百科全书”。司马迁记述历史，“其文直，其事赅，不虚美，不隐恶”，坚持直笔，展示了他一代史学大家的治史态度。
——摘编自张迪《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的比较》
材料二 司马光曾叙述了《资治通鉴》的总纲：“臣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为编年一书……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其书记述了“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一系列史实，将明君、忠臣、良将、循吏等种种条教方略，详备记载。司马光以“信史”作为基本要求，既歌颂历代统治者光荣的政绩，亦记述昏君的残暴及人民的反抗，“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
——摘编自伊兜《伟大的〈资治通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二司马治史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为史家应包括的品德素养。
材料一 贸易的主要产品是丝绸。出了让游牧部落觉得它珍贵以外，丝绸在古代还扮演着诸多重要的角色。在汉朝……成匹的丝绸经常被用作货币，或作为军饷，或作为中亚佛教寺院惩罚僧人的罚金。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的同时，还成为一种国际货币。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塞里斯国（即中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
——【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史》
材料三 下图为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胡商遇盗”图，图中文字：“……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赀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诗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冤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图为：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画“胡商遇盗”图）
(1)根据提示，将下列商路填入表格后相应的横线处。（填字母）
A草原丝绸之路 B西南丝绸之路 C丝绸之路 D海上丝绸之路
商路 | 途径地区 |
（1） | 从关中平原入蜀至成都平原，沿横断山麓南下，跨越澜沧江、怒江，向西进入缅甸和印度，再通往中亚、西亚等地 |
（2） | 从广州、泉州、明州等地出发，进入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地区 |
（3） | 经由中国西北和中亚，连通亚欧大陆 |
（4） | 从漠北草原或南西伯利亚西行，经由咸海、里海以北通往欧洲或小亚细亚 |
(3)以下不能从材料中得出的表层或深层信息是（ ）
| A．古罗马和中国已有丝绸贸易 | B．丝绸之路为两国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
| C．古罗马很了解中国盛产丝绸 | D．古罗马已熟知中国丝绸的制造工艺 |
(5)请说明材料三对研究古代丝绸之路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骑兵马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骑兵的军事情况。如表为先秦至北朝出土的骑兵马俑研究内容
| 墓葬名称 | 出土骑兵马俑介绍 | 研究结论 |
| 殷墟遗址 | 有马匹随葬，出土较为完整的战车遗迹——四马两轮式战车。 | 在以车战为主的商闻时期，马仅作为驾车使用，军事作用不突出。 |
| 战国晚期成阳塔尔坡秦墓 | 两件骑兵俑是目前为止东周时期发现的仅有的骑兵俑。 | 在中原诸国还处于车战时代时，秦国已经出现骑兵这一兵种。但骑兵主要担任迂回包抄、远射突袭的作战任务，配合车兵和步兵。 |
| 秦始皇陵 二号坑 | 一百多件骑兵俑，主要配备弓弩和短兵器，未配备防具和长兵器。 | |
| 咸阳杨家湾汉墓等 | 数量大幅增加，有防具，在军阵中成为独立的战斗单元。 | 骑兵分甲骑兵和轻骑兵两种，骑兵成为战阵主力。 |
| 北魏司马金龙墓等 | 骑兵俑陪葬情况普遍。数量较多，制作精良，甲骑具装俑比例较大。 | 轻骑兵的战术地位下降，防具、马具齐全的装甲骑兵占据主导。 |
——摘编自王晨仰、杨雯《文化生态视角下先秦至北朝骑兵发展研究——以骑兵马俑为例》
材料二 春秋晚期以后，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兴起，陶俑逐渐兴起。从形象上讲，东周时期俑的造型从简单粗糙，突出身份到生动写实、形神具备，实质是一种制度上的僭越；从材质上讲，北方多用陶、铜，南方则以木质为主。
秦兵马俑的彤制与战国秦俑雷同，多武士俑、骑马俑，与其他地区如楚国多乐舞、侍俑所不同，是受秦文化中“尚武”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东汉时期，大型的兵马俑军阵已经不见，但反映庄园经济的私人武装形象的戎装俑在四川等地有较多的发现。
——摘编自王晨仰《东周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戎装俑的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概述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的发展历程。
(2)兵马俑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实物史料，可以折射出时代变迁、军事力量、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经济发展面貌，试结合材料二加以说明。
| A．对外政策开明开放 | B．中学西渐成就显著 |
| C．东西差距逐渐缩小 | D．中西文化双向交流 |
材料一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要教育生涯
1917~1918年，留美回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1919年，发表《教学合一》，将“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不久为全国教育界所采用。
1922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和机关刊物《新教育》主编，发表《我们对于新学制草秉应持之态度》《评学制草案标准》《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
1923年，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并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及促进平民教育运动。
1926年，提倡“生活教育”。
1927年，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培养农村学校师资力量。
1931年春，先后创办“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晨更工学团”“流浪儿工学团”等，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
1933年，与一些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1939年，创办重庆育才学校，主要招收男女难童入学。
1946年，创办重庆社会大学，推行民主教育。
1946年7月25日，因脑溢血在上海去世，葬于南京晓庄。
——摘编自《陶行知一生》（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
材料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教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教育。当时教育的最大弊端恰恰是忘记了乡村。陶行知先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从建国图强的愿望出发，以“传教士”的精神探求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教育，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实践。他主张改造中国教育必须从农村入手，建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陶行知认为要发展乡村教育首先是建设一支合格的乡村教师队伍，他着手创办了一所乡村实验示范学校——晓庄师范，并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主要有：要把书呆子放在生活的炉里；师范教育从学制内容到教法都要符合中国国情；“熟练垫师，改良垫师”；实践“生活教育”的理论，加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提倡教学合一等。
——摘编自傅韫华《陶行知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实践及启示》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陶行知被誉为“人民教育家”的主要依据。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改革的背景，并简要评价其影响。
材料 在社会处于动荡之时，变法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战国的变法运动是最好的典型；在社会处于由稳定到发展的转型阶段“守成”政治完全是不合乎时宜的。只有主动地推行制度革新才不至于被历史潮流所淘汰——汉武帝及其时代无疑是最好的例证。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的重要性也是许多具备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思想家所一再肯定的。
——孙家洲等《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结合上述材料的相关信息，自拟一个具体论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知识加以论证。
| 史料内容 | 来源 |
| “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祥。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 | 《唐虞之道》，编著于战国中后期，是儒家论述禅让制度较为完整的文献 |
| “昔免德衰，为舜所囚也。舜囚免于平阳，取之帝位。” | 古本《竹书纪年》于西晋年间盗掘战国时期魏袅王的蒸菲中发现出土。记录了从夏代至魏裹王二十年的历史 |
| A．神话传说不具有史料价值 | B．文献记载必须与文物考古相互印证 |
| C．时代愈近历史叙述愈客观 | D．立场和目的不同影响对历史的记载 |
材料一 “中华民族”概念在清末民初萌生，当时人们认识到应当发动并整合中国各民族抵抗列强的侵略，“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萌生的。但对中国前途的不同模式的选择，导致了“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伊始，就其含义的界定就存在分化。在立宪派看来，“中华民族”是包含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的；而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认为“中华民族”就是汉族的代名词。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在辛亥革命后，但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逐渐的认同了大民族的概念，把“中华民族”视为中国各民族融合同化而成的一个民族。
——摘编自陈艳飞《关于“中华民族”的语境含义研究》
材料二 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193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华民族”一词高频率出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该决议案明确了“中华民族”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统一指称。并提出把“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作为党在抗战时期的中心任务之一。毛泽东也明确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中应有他们的位置”。从而确定了抗战时期党对民族工作的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
——摘编自崔榕、赵智娜《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验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华民族”含义的不同之处，并简要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