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前期对外关系用语，笔者总共收集到247个。其中，“事件用语”包括“夷、红毛、藩属、西洋”等185个，“文书用语”包括“诏敕、谕旨”等5个，“对外政策用语”包括“怀柔、贸易管制”2个，“机构用语”包括“理藩院、礼部”等6个，“仪式用语”包括“三跪九叩、朝贡、赐”等49个。
清朝后期的对外关系用语，笔者总共收集到383个。其中，“事件用语”包括“夷、酋、洋、道歉、致电、欧罗巴”等335个，“文书用语”包括“函、照会、国书、咨文”等18个，“对外政策用语”包括“通商、联外交（与外国沟通、互派出使人员,加强交往）”等5个，“机构用语”包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等3个，“仪式用语”包括“跪、朝觐、握手”等22个。
——摘编自杜鑫《清朝对外关系用语研究》
本题要求以“清朝对外关系用语反映社会变迁”为论题撰写小论文，请完成以下任务：
（1）依据论题，拟定两个分论点。
（2）从材料中为一个分论点选择“一对”外交关系用语作为论据，简要说明选择理由。
（3）写出本小论文的结语。
材料
轨迹: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
——资料来源: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5年6月3日报道,这张地图根据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绘制,利用了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对历史上各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估算数据。公元1000年,中国和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重心当时稳固地居于东方。在保持了820年后，经济重心开始向欧洲转移,之后又向北美转移。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世界经济重心已迅速地拉回原来的地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到2025年，全球经济重心将向公元1000年时那样回到远东，不过要向北偏移很多。
根据所学知识和材料信息，以公元100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历史小论文。（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成文，逻辑清晰）| A．清朝统治者固守“天朝上国”观念 | B．国际法的引入避免了中国主权丧失 |
| C．中国传统外交理念逐渐向近代转变 | D．清政府开始效仿西方实行以法治国 |
材料一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核心是“华夏中心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制度化为以中国为宗主国、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史书上，常用“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义为君臣，情为父子”形容这种邦交体制。到明清时，藩属国要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路线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官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属国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
材料二 1793年，英国派马夏尔尼为特使来华，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开辟商品市场，最终无果。从1842年《南京条约》开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标志着中国近代条约制度的产生，致使中国国际地位大幅衰落。随着中外交往增多、西方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准则传入，清朝官员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到光绪年间，他们更明确认识到，“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施之于彼”，注意运用国际法维护国家权益。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清朝“邦交体制”的演变。
朝鲜王朝与清朝保持着频繁的使节往来，其来华使节回国后要向国王汇报出使情况，从而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闻（“燕行录”），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都有详略各异的记述。对比两国史料，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历史的理解。例如：
| 中国史料摘编 | 朝鲜史料摘编 |
| 康熙五十一年以“朱熹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以兹表彰。乾隆五年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雍正皇帝在上谕中强调：“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 | 嘉庆年间，朝鲜学者柳得恭来中国购朱子书，拜访纪晓岚。纪告诉他：“迩来风纪趋《尔雅》《说文》一派，此等书遂为坊间所无，久为贵副使四处托人购之，略有着落矣……此数书多在南方，故求之不易。”他感慨“程朱之学不讲，似已久矣。” 当朝鲜使臣看到北京王公贵族公然到隆福寺等地开店买卖牟利的时候，做诗句云：“车声马迹厂西东，金宝珠玑四海通。百队旗亭谁是主？王公多是数缗翁。” |
（1）中朝两国的上述记载有哪些不同？请简要说明。
（2）依据材料，简述“燕行录”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梁启超指出：“所谓联者（与外国妥协），又非平时结之，不过临时而哫（阿谀奉承）之。”认为李氏并非全然不知“以夷制夷”的不妥，皆因危若累卵的政局，“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时也”。同时批评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事，不知政治之本原”。
——摘编自梁启超《李鸿章传》（1901年12月）
材料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称李鸿章外交犹如汉奸之变相。1907年，《民报》刊发大幅讽刺性政治漫画，并在画下注明“过去汉奸之变相”，李鸿章赫然在列。1918年费行简以秦桧“卖国”比拟李鸿章，称“俗论拟之为秦桧，子不敢议其过刻也”。
——摘编自《民报》、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相关著述有梁思光的《李鸿章卖国史》（1951年），胡滨的《卖国贼李鸿章》（1955年），章回主编的《李鸿章》（1962年），王天奖、李国俊的《尊孔派和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1976年）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李鸿章“误国”“卖国”论题展开了学术理论辩驳。欧阳跃峰认为李氏“和戎”外交（与外国妥协）是在对中外大势及敌强我弱清醒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谨守条约”并不排斥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且是权宜之计，绝非长久之策。林璧属认为，评价李氏的标准歧异导致评价结论歧异，近年李氏研究过程中渗透着情感因素，其结果导致李氏外交行为的责任难以评判，历史评价的普遍性原则没有得到尊重。
——摘编自盛海生、欧阳跃峰《百年来李鸿章外交思想研究综述》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简述两者对李鸿章外交的看法有何不同。这反映出社会政治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阅读材料三，简述新中国成立后对李鸿章外交看法的变化，并分析发生变化的原因。
7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在古代，周边的国家和部族常被视为“藩属”或“夷狄”，需定期向中央王朝朝贡。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外事机构。1844年，清政府按照列强的要求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各国通商事务。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京设立，职务由亲王或军机大臣等兼任。1901年，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成为常设机构。1912年3月，陆征祥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把驻外使领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国际“首脑外交”。1943年11月，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中外舆情莫不称颂为中国外交史上空前之胜利”。
依据材料，概括中国近代对外交往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