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希罗多德和司马迁是世界历史上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创了一种编纂历史的新体裁——历史叙述体，从而奠定了西方历史编纂学的基础，他早年曾漫游各地，足迹遍及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帝国的腹地、色雷斯以及黑海北岸的西徐亚等地。“他每到一处总是精心了解当地风土人情，考察文物古迹，多方采集各种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法律、政治以及宗教等，并且不带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者任何偏见。”因此，西方学者强调是“希腊人首创了史学”。司马迁第一次汇总古今典籍，“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建了记叙中国通史的纪传体，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创举。两者在史学方法方面同样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相似又宝贵的文化遗产。希罗多德《历史》主题虽然是希波战争，但是实际上叙述的是亚欧非三洲当时希腊人所知历史范畴内的重大事件，例如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的历史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司马迁在其著作《史记》中，除着重记述了华夏民族以外，还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边远少数民族和周围国家的史实。在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列传中，他以简明扼要的笔法描绘了各族各国的源流和概况。

——摘编自丁燕霞《东西方“史学之父”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材料   唐代诗人高适是一个有较强生命意识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努力追求生命的长度，更表现在他尽力提升生命的质量。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然而家道中衰使他在青年时期生活穷困，虽然身处开元盛世，却沦落到要“求丐取给”的地步。家境贫困带给他的生存压力、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赋予他的外在动力，最终促使了高适生命意识的形成。50岁之前的生活虽然困窘，却怀有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早建功名的紧迫感，亦有怀才不遇的悲凉感，体现了他追求生命存在过程的真实和圆满。后从军入哥舒翰幕，历任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故而《旧唐书》说：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摘编自赖对对《对高适生命意识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