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与分封制相适应，商周的官员选拔采用“世卿世禄制”。三代（夏、商、周）时期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是贵族……从诸侯到士，根据出身的高低贵贱来兼任政府职务，世代为官……春秋时期，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秦、楚等国都在新占领的地方上设立县和郡，作为新的行政建制。一般县在中心区域，郡在边远地区。郡县的长官，不再是世袭领主，而是由君主委派官员直接管理。郡县长官由君主任免，对君主负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取代贵族领主的职业官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政府才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三   元朝的行省实际上是封建中央集权分寄于地方，故行省官员的权力相当大，它负责处理境内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类事务。此外行省还有一个重要职能是聚集境内财富，以供中央需要。

——摘编自《中学历史教学史料汇编》

材料一：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法治和德治都是实现人治的工具和手段，以维护君权为目标。但儒家德治的保守性适应不了当时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法治思想完全忽视并否定道德价值的内心自觉作用，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秦亡后，汉朝统治者充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经过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过渡，德治与法治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在汉武帝的支持下，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封建统治者把德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治国的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王欣《先秦德治与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三：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汉高祖初得天下，即下令招贤。直到汉武帝，这一趋势达到正式的法制化，全国优秀青年，受国家大学教育，凭其成绩，补郎补吏，加入政府。不到一百年，西汉政府早已完全是一个士人政府了。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二   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乃因当时地方骚乱，交通阻梗，中央政府行使职权能力有限，全国选举难于推行，乃由中央指定各地域服务中央政府官吏中之性行中正者，采访同乡舆论，开列各地区人才，造成表册，送政府作为录用之根据。

——钱穆《中国传统政治》

材料三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材料一   汉代“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四曰刚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汉官仪》

材料二   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晋书》

材料三   贫苦子弟，类皆廉谨自勉，埋首窗下……即纨绔子弟，亦知苦读；以获科第，否则虽富不荣……因此之故，前清时代，无分冬夏，几于书声遍野，夜静三更，钻研制义。是皆科举鼓励之功有甚于今日十万督学之力也。

——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

材料一   “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大禹躬行此道， 他深知“ 尚贤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禹“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   者得食， 寒者得衣， 劳者得息， 乱者得治 ’。”他“兼爱天下之百姓 ”，“遂得光誉令问於天   下 ”。

——摘编自（清）孙诒让《墨子间诂》（清代《墨子》校勘大成之作）

材料二   治国之道，去害法者，则不惑于智能，不矫于名誉矣。昔者舜使吏决鸿水， 先令有功而舜杀之；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以此观之，先令者 杀，后令者斩，则古者先贵如令矣。 ……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

—— 《韩非子·饰邪》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材料三   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涌现出于正统思想相叛离的因素。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至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的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一百多年里，无论中国的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沿袭着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摘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一 随着门阀士族的衰落，九品中正制在开皇年间被隋文帝废除……隋唐时期，崛起的庶族地主阶级强烈要求加入政权，分享政治权力。唐代统治者也在治国方针上确立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的原则。从南北朝时期的考试取士措施中发展起来的科举制便在这样的氛围中确立。

——摘编自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

材料二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设置进士科算起，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发布上谕停罢科举止，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300年。科举制把考试竞争机制引入选官制度，向社会各阶层敞开入仕大门，朝廷得以从社会各阶层吸纳大量优秀人才进入政府各层级管理部门。科举制促进了中国的强盛统一，也一度使得中国衰败落后；既有利于吏治的清明，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朋党；既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也阻碍了学术的进步；既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又使学校沦为其附庸；既选拔了大量才智之士，也虚耗了无数学子的人生光阴。

——摘编自张国安等《中国古代文官选捩制度及其现代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