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粮食生产关系到国家兴衰，周宣王时，卿士虢文公提出“王事惟农是务”观点。战国时，商鞅把“耕织”视为本业，李悝鼓励人民“尽地力之教”来增加产量，为了保证物价的平稳，推行“善平籴”政策。《唐律疏议》规定：“诸仓库及积聚财物，安置不如法，若暴凉不以时，致有损败者，计所损败坐赃论。”

——摘编自吴宾等《试论中国古代的粮食安全观》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2017年《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1994年国家颁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06年将“保障18亿亩耕地红线”写入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此外，在粮食补贴、粮食购销储运等方面不断出台新举措。

——摘编自成开魁等《中国粮食安全百年变化历程》

材料一   所谓耕读，即半耕半读。汉到唐时期，我国山林文化逐步形成与发展，再加上佛道两家的影响，不少士人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佛道两家的出世观，这样便把古已有之的“退处则为乡党自好”、“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赋予了一种新的超脱精神，走上了所谓隐逸或隐遁的道路，读书山林渐成风尚。宋代陆九渊在象山精舍率领弟子开山造田，聚粮筑室，相与讲习。还有一些士子把耕读结合作为实现自己改良社会理想的一种途径，如元代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很有代表性。“夫古之时，一夫受田百亩，无不耕之士，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无不学之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明代教育家吴与弼认为道德修养不勤奋不行，而勤奋的品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得，否则，难以达到先哲的境界。半耕半读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耕读结合的现象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

——摘编自胡青《耕读——中国古代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材料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西方迎来了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时代，西方劳动教育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英国、法国、德国等早期义务教育法、工厂法中有关于对人民大众的弟子必须一边学习，一边劳动的法律规定；而对资产阶级弟子而言，还包含强健身体、焕发心智等方面的规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主张儿童的劳动与学校、学习，技术相结合，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欧文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对学生品德、个性发展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劳动教育的育人意义。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谋生的手段、职业的要求、甚至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论述劳动教育的作用。这一时期，欧美国家的学校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劳动教育。

——摘编自徐辉《从生产性到育人性：西方劳动教育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启示》

材料一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恩格斯

材料二   针对有一种“唐宋变革”理论把唐、宋两代分割为二、唐为贵族政治，宋则变而为君主独裁，同时其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近代化”了的情况，当代学者阎步克认为，唐宋两朝的政治体制的相似性大于变异性。期间虽有变化，但其变化幅度未必就比秦汉400多年的变化幅度更大，更达不到所谓“变革”的程度。此期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若干新现象，总体上仍然从属于中国史的内在演化规律，不具备西欧的那种“近代化”的意义。

——摘编自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材料一   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儒学完成了由平民儒学到官方儒学的第一次转型和跨越，自此以下，两千多年间，儒学一直充当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角色。儒学由民间进入宫廷后，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和普及，并不断向周边国家和地区渗透。然而，官方化儒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腐蚀着儒学的机体，曲解了儒学的精神，扼杀了儒学的创造力，甚至败坏了儒学的声誉。

——颜炳罡《民间儒学何以可能？》

材料二   初期察举制与科举制简表

材料三   隋唐科举彻底打破了六朝以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完全用考试的方法取代过去察举推荐的科举制度，成为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主要渠道。 为了给应试者提供学习的条件，京师建立了在国子监指导下的学校系统。几千名学者和学生从各道进入长安，京师到处举办经史的讲习。教育领域的这种活跃气氛必然导致经学解释上的各种矛盾，结果，唐太宗不得不下令编撰正统的经籍注疏，为唐代的儒家经典教育奠定了基础。

——据《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科举制度研究》等资料整理

茶，一片东方树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材料一：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有中国茶具和茶叶。品茶从此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瓷器花瓶引起了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各国的君主和达官显贵纷纷用黄金购买，并收藏起来。如图1所示，为1575年左右意大利佛罗伦萨根据中国瓷器样品制作的“软胎”油-醋瓶和1690年左右荷兰生产的装饰有中国图案的茶叶瓶。如图2所示，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66年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安托尼妈妈的旅店》，它展现了民众饮茶的场面。

——摘编自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北宋后期，科举考试采取南北分卷的制度，特许北方五路分别考试，单独录取以维持南北地区间取士人数之大体均衡。明朝宣德年间，科举考试正式实行南北分卷录取制度：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归入南卷；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归入北卷。一些文化较落后、士子登第困难的地区归入中卷。每录取百人，南卷取55人，北卷取35人，中卷取10人。

——摘编自《明史·选举志二》

材料三   据统计，北宋进士全国有9630人，其中南方诸路占95.2%，北方诸路仅占总数的4.8%，这种悬殊局面引发了南北政治矛盾。元朝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在乡试会试中，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试二场，内容比较简单，汉人、南人试三场，内容则相对深一些。元朝规定全国选乡试合格者300人赴会试，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人。元朝采取的是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取士政策，具有民族歧视色彩，但也是考虑到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而作出的规定，这种区别南北汉族士人的做法是后世科举实行区域配额的开端。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