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 西汉前期，钱币袭秦形制，文曰“半两”，法定重量当为十二铢。但铸造时通常实重不及其额，前后铸造的钱币大小、轻重亦不一致。诸侯、达官、豪富多私造牟利，私铸钱低劣者薄如榆荚，号为“荚钱”。不同时期、来源、质量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场，折算困难，交易非常不便。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改铸五铢钱，使重如其文，同时严禁私人盗铸。元鼎四年（前113年），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五铢钱统一由朝廷铸造。各种旧币一律销毁，将铜料输至中央铸新币。新币铸造较精，选料严格，式样规范，重量、成色皆有保证，私人铸造难度较大且无利可图，故盗铸之风一时衰息，币制得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此后五铢钱大量铸造并长期行用，流通于世700余年。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据材料，概括汉武帝改铸五铢钱的原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改铸五铢钱的影响。
材料一
——摘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又把中国的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18世纪，巴黎出版了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欧洲兴起了史无前例的“中国热”。当中国的园林建筑、茶叶瓷器、书籍戏曲、儒教哲学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候，来自欧洲的望远镜、水平仪等现代仪器，摆进了康熙皇帝的寝室。
正是在西方借助东方、欧洲借助中国完成对旧制度的现实批判和对新社会的思想启蒙，为欧洲自身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时候，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悄然发生变化。肯定、景仰的维度向否定、批判的维度转化，欧洲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五个世纪对中国的崇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这一认识在19世纪达到顶峰。
——摘编自许平《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材料三 古今中西的几大文明，各有特点，但这些特点完全不应成为互相敌视的原因，倒恰好是彼此借鉴的理由。……任何一个文明，不论有多古老，有多特色，也必定含有与其他文明共享的一些价值理念，否认这一点，就无法参与全球精神财富的大循环。
——摘自《南方周末》
(1)根据材料一、读图指出爱琴海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由肯定转向否定的原因。
材料 清朝时期，史无专官，史官均由内阁、翰林院、各部院衙门以及征召、荐举、招考的学者担任，史书修完，史馆撤销，史官解散。比如钱大昕两次奉敕参与志书的修纂，与馆中同仁讨论体例，交换看法，逐步形成自己的方志修纂思想。乾隆三十年（1765年）国史馆在东华门内开馆，蒋良骐入史馆编纂、在纂修国史的过程中，不断抄录史馆资料，积少成多，遂编纂成书，是为《东华录》。尽管专制政权对史馆控制严格，但只要不触犯大忌，统治者一般都会“开明”处理。在编纂《明史》的过程中，潘耒等入史馆的私家学者提出核事实、乘公心、彰直道的思想，主张作史一定要“直则万世之公道伸，平则天下之人心服”。学者们在治学方向和方法上相互影响，甚至诸如经世致用的私家史学理念在官修史书中得以体现。但是所修史书切近帝王根本利益，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和修史准则，特别是乾隆对官修史书的指导思想、体例、内容等乾纲独断。晚清时期，一大批触觉灵敏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王朝危机，研究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魏源、姚莹等都是先行者。
——摘编自王记录《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从清代学者的活动看官、私史学的联系与冲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官、私史学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清朝的史馆修史。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大量传入中国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式建筑风格东渐和中国园林艺术西传的不同。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没有政治特权，依然属于“民”的范畴。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仓廪足而知礼节”，在财富上具有优势的富民阶层，日益重视自身文化的发展，他们通过鼓励弟子读书入仕、积极兴办乡村教育等行动，推动教育在乡村的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等
材料二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实力大大加强，但是他们的经营活动总体上来看仍然是传统型的，只能归结为对宋元商业的扩张型发展。在追求自身财富的过程中，富民阶层作为社会的动力层，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富民将其财富资本有效地转化为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富民士绅化。统治阶层深刻地认识到士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极力利用富民来进行社会秩序控制，重构和强化了富民作为社会中间层所发挥的作用。乡约、社学是明中叶以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基层教化组织，是乡绅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的舞台，政府虽然不在场，但是国家的影子无处不在，国家意志时时刻刻规范着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摘编自林文勋、张锦鹏《“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富民”阶层在乡村的社会角色，并分析其崛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社会仍然是“富民社会”的理由。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在地图上标注长城的原因。(2)据材料，概括指出地图在宋代国家治理中发挥的功能。
材料 王宗沐，字新甫，别号敬所，浙江临海人，为官近40年，官至刑部左侍郎，晚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如表是王宗沐为政期间的部分活动。
(2)据材料，说明《通议大夫刑部左侍郎撄宁府君年谱》的史料价值。除上述材料之外，研究王宗沐的生平还可以补充哪些类型的文献史料，请至少列出两种。
材料一 据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摘编自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太平洋铁路建设更加强了对华工的需求。根据记载，1849年美国华侨共有791人,1850年增至4025人,1851年达12000人,其后逐年增加,1890年共有107500人,他们为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之所以选择华工而非白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则从中国到美国走开阔的太平洋水路，相比之下使从欧洲到美国必须走麦哲伦海峡水道的路线相形见绌，华工的取得比白人劳工更容易：二则华工“配合度高”、“工资低廉”、”耐劳”，比起在艰困的环境面前常选择罢工或离职的白人劳工，金矿主和铁路公司自然更倾向使用华工。
——摘编自马慧玥《近代契约华工法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民南移”的特点。结合所学，简述“北民南移”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推动华工赴美的动因。结合所学，简评华工对美国的贡献。
材料一 明代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欲望和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为“私欲”，使之成为应“灭”的对象，可随着城市的繁荣、生活竞争的加剧，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规范等发生了冲突与变化。中国历来有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但在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描述：“只见翠羽明瑄、瑶簪宝珥、古玉紫金玩器，夜明之珠、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莫能定其价之多少。”张岱说很多地方“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者，“皆能与缪绅先生列坐抗礼”。在不少地方，下犯上、少凌长、卑干尊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本来医者、饭馆茶楼的侍者等都是人数众多而社会地位低下的城市大群，而他们自称为“先生”“大夫”“郎中”和“博士”。在饮食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中享乐主义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和展现。
——摘编自黄建华、任丽青《明代的城市文化》
材料二 从9世纪末起，西欧城市就开始逐渐地增多，11世纪中叶后为了使手工业和商业能够比较顺利地发展，摆脱教俗贵族的统治，获得人身自由和城市自治，城市市民开始了和封建领主的长期斗争，同时，他们还与世俗王权一起联合起来展开了对教叔的斗争。他们在思想方面要求摆脱神学的禁锢，争取思想自由，争取发展科学；在生活方式中“崇俭戒奢”是基督教的信仰核心；在市政府中积极担任重要职务，参与制定城市规则和法律，通过维护城市的秩序和公共事务来推动城市繁荣。
——摘编自郝宏桂《论中世纪西欧的市民生活与市民文化，
(1)根据材料，指出明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市民文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影响明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市民文化的因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市民文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