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演变脉络环环相连，呈现出姿态万千的治国方略。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辈出，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孔子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再到以商鞅和韩非主张的法治思想，再后来演变为汉武帝所倡导的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同时并重的思想。唐朝以后的统治者吸取了历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实施“德主刑辅”的治国方针。我们现在所提出的“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策略就是在古代治国思想基础上加以借鉴和提炼而成的。

——摘编自李丹《论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嬗变》

材料二   在我国古代，“民本”思想在统治机制的调节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历代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民生联系民心，民心则关乎国运，治政之要在于固本安民。养民、恤民、患民、利民、富民等民生政策在传统的“民本”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政者因此需要将满足民众生活所需作为第一要务。统治者无论是重民、爱民，还是恤民、保民，作为民都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民本”思想主张“民为邦本”“立君为民”，但“民”居于社会下层，又被称为“庶民”“黎民”“草民”，处于与“君”相对的被统治者地位。

——摘编自杨艳秋《“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实践》

材料一：西周初年，周朝统治者主张“明德”“敬德”。春秋时期崇德的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孔子、墨子、孟子等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些思想不仅在各国掀起了人才使用革故鼎新的大变革，也对历史上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改编自历史教材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

材料二：在科举制度创立之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早在西周时，中国实行世卿世禄制度。肇始于战国，全面实行于秦朝的举贤制，到了汉朝则完全成熟，形成了察举制。到东汉末年，察举制已经不能保障所选人才的素质，基本上丧失了为朝廷选举高素质人才的功能。东汉形成的世族是一个重要力量，尽管曹操主张“唯才是举”，但也还主要是从世族大姓里选拔，出现了“九品中正制”这种带有明显妥协的选举制度。到了南北朝，它几乎进入衰亡期，很难发挥选举称职官员的作用，同时在南北朝社会内部正孕育一个崭新的选举制度——科举制度。此后科举制绵延古今1300年，为隋唐以来的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提供了具有高度儒学文化素养、娴熟语言应用能力的各级行政官员。有人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也曾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影响到中国的邻国日本、朝鲜、越南等。

——摘编自董俊峰《科举考试与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

材料三：积蓄全部用于兴教办学、扶贫济困的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圆了多少贫困山区女孩的大学梦；重庆玉河村村民蒋诚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作战，荣立一等功，复员还乡隐于乡野劳作36载，举债带领村民修通致富路，带头发展特色农业；投身中医33年、救治患者无数的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张忠德，一次次站在抗击疫情最前线……这些全国道德模范如星光般耀眼，却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来自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等各个群体。他们或助人为乐，或见义勇为，或诚实守信，或敬业奉献，或孝老爱亲，在平凡中迸发崇高的道德风尚。他们润物无声，感染着周围越来越多人见贤思齐。无数平凡的英雄，用数不尽的凡人善举，让人们感受到新时代的温度，从中获取前行的力量。

——摘编自“光明网”《充分发挥道德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

材料一   《论语·子路》中记载，楚国有“直躬者”（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了自己的父亲。孔子不赞同“直躬者”的做法，他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韩非子•五蠹》也记载了楚国“直躬”告自己的父亲偷羊的事，处理此案的楚国令尹（掌握军政大权的高级官员）认为“直躬”此举不孝，便定了他死罪。韩非子则认为“直躬”虽然是“父之暴子”，但却是“君之直臣”，令尹这样处理此事，楚国就没有人敢告发坏人坏事了，对君主而言，这不是“社稷之福”。

材料二《唐律疏议》“名例篇”规定：同居相为隐，即亲属犯罪可以相互容隐，而容隐制度适用的主体中有一类人是“大功以上亲”（“大功”是中国古代礼制“五服”制度中的一级），即包括父母、祖父母等在内的血缘比较近的亲属。“斗讼篇”规定：告祖父母、父母者处以绞刑。父为子天，儿子可以为父亲隐瞒，如果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恭恭敬敬地劝谏，尽到孝道，不让父亲身陷囹圄，“若有忘情，弃礼而故告者，绞”。同时还规定，以上两条法律都不适用于长辈有谋反（危害社稷）、大逆（毁坏宗庙、陵寝、宫阙）、谋叛（背叛国家）等罪的情况。

材料一   孔子和西塞罗是古代中国和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都生活在社会动荡之中。孔子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同时认识到社会公正至关重要，主张财富分配要体现出社会公正。西塞罗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正义，并指出共和国是人民的财产。孔子始终把道德品行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且也看到了法令法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西塞罗宣扬那种为国家献身的精神，他认为罗马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罗马的那种传统美德之上，国家只有按照法律行事才是正当和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认为法治的另一个要求就是制订的良法要得到普遍的遵循。他们针对各自国家面临的问题设计了种种解决方案，虽然二人都未能解除当时社会长久积聚的种种痼疾，但他们的社会和谐思想却足以称得上是人类永恒的财富。

——摘编自王芳《孔子与西塞罗的社会和谐思想之比较》

材料二   辽宁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西方国家开始了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因此二战后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对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行为课税。西方国家又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将用料多、耗能高、污染重的产业大举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并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缓和利益矛盾、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比如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征收个人所得税等。战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对农业实行价格支持和补贴制度帮助农民增收，还采取了区城开发政策来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困。这些措施既缓和了社会矛盾，还保证了社会劳动力再生产正常进行所必要的条件，即满足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和利润增长的共同需要。

——摘编自王启云《战后西方国家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动因及启示》

材料一：（周代规定）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通“鬻”）于市。

——《礼记·王制》

材料二：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子路》

材料三：（宋淳熙十二年）淮水冰，断流。是冬大雪。自十二月至明年正月，或雪，或霰（xiàn，小冰粒），或雹或雨水，冰冱（hù，冻）尺余，连日不解。台州雪深丈余，冻死者甚众。……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防止百姓离散）：一曰散利（发放救济物资），二曰薄征，三曰缓刑，四曰弛力（放宽力役），五曰舍禁（取消山泽的禁令），六曰去几（停收关市之税），……十有二曰除盗贼。

——《宋史》（卷六十二）

材料   综观孔子的“仁”，包括孝悌、忠恕、智勇、“刚、毅、木、讷”、“恭、宽、信、敏、惠”等一切美德。在孔子看来，仁不仅是统涵诸德之德，而且具有极高的道德价值，是个极高的道德境界，值得用生命去换取。在老子看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墨子批评儒家“言亲疏尊卑之异”的爱，主张“爱无差等”。面对时局，墨子提出了“利天下”“利人民”的观点，提倡“他人之利，天下之利”，在《墨子·贵义》中还提到“利”的最高追求就是“兴天下之利”。同时，他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顺天意者，义政也”，认为“义”是至高无上的道德正义。

——摘编自刘培育主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