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食客”又有“舍人，客，门客，门下客，门人，门子”等称呼。食客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以不事生产，寄食于权贵之家，为其服务，并寻找个人发展的机会为主要特征。从经济学角度看，他们似乎是社会的边缘人，但是他们却活跃于政治、外交的舞台，如商鞅、李斯、蔺相如、毛遂等，而吕不韦的食客集体著述的《吕氏春秋》一书，显示了他们在思想政治上深邃的见解和扎实的理论功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杨宁宁《社会变迁条件下的春秋战国食客》

材料二   汉初贵族养士的风气很盛，强大的诸侯王都大量招致宾客游士，扈从左右，其中有文学之士，有儒生、方士，还有纵横论辩之士。诸侯王策划反叛时，宾客游士往往是他们的重要助手，所以汉武帝力加压制，颁布了《左官律》和《附益法》，前者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后者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从此以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与一般富室无异了。

——摘编自邓广铭等《百科名家中国史》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伙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初的基春论点，即文化基因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逆步形成了以汉放为主仆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说总以汉放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中国光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放和少故民族都为祖国的疆土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由了贡献汉放与少教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构建了中华文化的家图，其中积流着民族的智思、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特性。

——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光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足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三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的吸引住……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庠、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是“失序”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的启蒙时代，在重构社会秩序的同时，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孔孟以修身为本；老庄崇尚自然；……各学派在人性善恶、德治法治、有为无为的议题上交锋碰撞，既彼此辩驳，又众说融汇，异彩纷呈的文化遗产深刻影响着历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在中国思想史上也写下了灿烂辉煌的篇章。

——摘编自杨明柱《诸子百家：辉煌的篇章》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

材料一   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几次较大的复兴运动。如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再如在唐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

——摘编自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以来，儒家思想所传承的经典并非单一的流派，或者某一个宗教的经典，它吸纳了中国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百家思想，不断发展，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经典。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我国历朝历代的治国安邦、追求长治久安的需求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虽然儒家思想也曾衰落过，但它长时间作为我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非偶然，可以说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是以中国历史的发展经验总结为基础的，是被人民所选择的，它符合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需要。

——摘编自邢小磊《浅谈儒家思想发展史及其影响》

材料一   关于以民为本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商周时代就已萌芽。西周姜尚最早提出民本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经过儒家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民本思想。例如，孔子主张富民、患民，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倡“民贵君轻”;荀子提倡“民水君舟”。这一时期民本思想已渐趋成熟，在秦汉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它仍是重要的官方意识。

——摘编自邓群英《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之比较》

材料二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成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材料三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毛泽东在1955年就明确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在全面建设新征程中，习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材料   诸子学说兴起和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礼乐文化的失范，即礼乐文化丧失了它应有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它已不再适应这个变化了的社会。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则正是在重重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下，围绕着解决上述问题而展开的思考和理论探索。儒家从历史文献的经验中找寻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可以说儒家注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与吸收。道家从“天”和“自然”的规律中找寻社会和人生的规律，他们一方面说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弃绝一切人为的造作，另一方面又倡导“道法自然”“无为”……墨家以宗教的热情和绝对平等的信念提出理论并躬行实践。

——摘编自潘俊杰、魏婧《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