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周秦之变”指的是秦朝与西周相比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殷周之变”的重要意义已广为人知，但“周秦之变”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其实，“周秦之变”对二千年来中国的现实影响，实在不在“殷周之变”以下。如果说中国文明植根于“殷周之变”，那么，“周秦之变”就给它划定了生存发展的格局，其文化意义也一直在这种社会结构中顽强地释放出来。

——摘编自陈明《从殷周之变到周秦之变》

材料二   近500年共出现3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第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494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签署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将它们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明王朝处于“弘治中兴”（1488-1505年），但已经无法在宏观上逆转半个世纪前“土木之变”（1449年）导致的由盛转衰。随着西方文明的全面崛起，其他文明相对衰落已成定局。第二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于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英国从法国手里夺取整个加拿大，标志着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海洋霸主；工业革命在英国发轫，为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奠定坚实基础。

——摘编自曹冬英《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一   秦始皇曾派几十万大军南征岭南，积数年之功，攻破岭南。这些遣戍的秦兵，除去伤亡者以外，基本上都作为守边部队留驻岭南。到秦二世时，又应南海尉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之请，将中原未嫁女或丧夫女子“万五千人”派往岭南，以便与留守士兵组成家庭，繁衍后代。秦始皇在岭南并入帝国版图的同一年，即“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即岭南）……以适遣戍”。这批遣戍的人数大约为50万。汉朝的典章制度多袭秦制，一些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争斗中的失败者，也往往被发配到岭南。

——摘编自段塔丽《秦汉王朝开发岭南述论》

材料二   明代祝允明记载，“（广东）惠州壤邻汀赣，奸民实繁”，指的是流民众多。嘉靖年间，永安县（今紫金县）山谷中多良田，流民杂居，迁入者多自江西、福建来，也有从潮、惠诸县迁来的。和平县建县时，有自福建来者，操客家音；也有自江西来者，操水源音；由此构成和平县的两大方言。万历年间，博罗县有来自本省的客家人迁入，也有来自闽漳的移民。粤北地区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福建的来自客家人居住之汀州，江西的则是来自毗邻粤北的赣南。以闽汀客家人为主的移民自宋末元初大量迁入以后，形成了广东梅县一带最早的客家人居住区；明代闽汀人和赣南人继续迁入梅县，赣南人遂融入客家人之中。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

材料一   西周春秋间，周天子除了直属的王畿以外，把土地、人民和统治权力分封给亲属和臣属，称为诸侯；诸侯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称为卿大夫；卿大夫又这样分赏给亲属和臣属。于是就形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一系列等级。从春秋末年起，在有些诸侯国内就出现了以粮食为俸禄的官僚。战国时，各国普遍采用以粮食为官吏俸禄的制度，不再用封邑作为官禄，这样就便于官僚的任用和罢免。但是也还有些国家，在实行以粮食为俸禄的同时，仍然兼用田地的租税收入作为俸禄。例如齐国兼用“田里”作为俸禄，到离取时“收其田里”。

——摘编自吕思勉著《先秦史》

材料二   尽管汉承秦制，但在中央集权问题上，西汉前期和秦朝间的差别很大。尽管秦朝的统治者企图以国都为中心控制全境，但这对于汉朝前五位君主来说，却都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传统的学术观点倾向于强调秦朝和汉朝统治间的差别，并认为这是由于管理思想的差别所致，这当然是从汉武帝开始的。

——摘编自【美】康拉德·希诺考尔、米兰达·布朗著《中国文明史》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五代时期，政治上有两大祸患：一是心腹之患，即禁兵；二是肢体之患，即藩镇。……为解决“肢体之患”，宋初名相赵普献上了“三大纲领”即“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纲领实施后，“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变化，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张其凡《中国大通史宋》

材料一   自公元前219年始，秦始皇数次东巡，“群臣诵功，请刻于石”，遂在泰山等地刻石勒铭。这些铭文叙述了秦始皇因六国“贪戾无厌，虐杀不已”，于是“禽灭六王”“平一宇内”，实行了“器械一量，同书文字”等政策；秦始皇“作制明法”“不懈于治”“专隆教诲”“忧恤黔首”，官员“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六合之内”出现了“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男女礼顺”“莫不受德”“承顺圣意”的景象。

——据《史记》等

材料二   公元14年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奥古斯都去世，其生前自述被铭刻于陵墓入口处，主要内容为：奥古斯都“恢复了为派系势力主宰的共和国的自由”，平定高卢、西班牙等地战乱；多次为罗马平民发放金钱和粮食，“举办角斗表演”；复兴罗马传统，“修复了八十二座诸神之庙宇”；“解除了海上的海盗威胁”，“将罗马人民的所有行省”的边界扩大了。铭文强调奥古斯都的最高权力源于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授予。该铭文后被诸行省传抄。

——摘编自张楠、张强《＜奥古斯都功德碑＞译注》

郡县制

材料一   “郡县制”的横空出世与发展巩固，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明显标志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县”作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行政管理体系，开始在各地区像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其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主要有五种（见表）。

春秋战国时期县的产生方式和建设途径

“郡”的设置，稍晚于县且多在边远之地或近敌之处，具有守疆保主的职能，故县级长官为“令”，而郡级长官却称“守”。郡制与县制逐渐配套，形成“以郡管县”的两级地方行政管理的制度格局。春秋中后期，一些诸侯国充分利用郡县这一新机制做了三件大事：一是推行按田亩征收赋税；二是确立了农民的重要社会地位；三是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

在这400多年的转型期间，郡县制与分封制一路同行，又逐步后来居上，显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自秦皇汉武以降，再到蒙元、朱明、满清时代，郡县制穿越了多个王朝的时光隧道，其影响所及以至于今日。

——摘编自宋亚平《郡县制度：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的坚实基石》

材料二   郡县制的部分相关记述

材料一   罗马公民看不起商业，贸易和金融是被征服民族才干的营生。在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商人不能进元老院。贵族征战得来的财富都是购买土地搞大庄园。罗马超越希腊城邦政治，建立了宪制官僚体制与私法体系，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罗马帝国只是环地中海的上层精英大联合，基层群众从来不曾被囊括其中，更谈不上融合相通。屋大维苦心建构的“罗马民族认同”，随着拉丁语仅停留在贵族圈里，从未抵达基层人民心里。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把罗马抛到九霄云外。

       ——摘编自潘岳《秦汉与罗马》（《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序言）

材料二   关于罗马与中国的外交联系，现在已知的只有非常零星的信息。根据中国的史料记录，公元166年，安敦皇帝派代表团来到中国，而在公元226年，一位名叫秦论的罗马商人抵达了东吴孙权在南京的朝廷。但这些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朝，古代世界这两个最伟大的帝国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几乎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摘编自[英]西蒙·普莱斯等《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