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之路。汉代政府在河西设驿站，保护丝路上的使者、商贾。汉朝派赴中亚的各国使节、追逐厚利的冒险商人以及西行者相望于道。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运往中亚。大宛的葡萄、乌孙的黄瓜、奄蔡的貂皮，以及异城的杂技、胭脂、音乐绘画艺术和风土人情也传入中土。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汉灵帝时兴起“胡化”浪潮，“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筷、胡笛、胡舞，京都贵威皆竟为之。”总之，汉代形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个高潮时期。

——摘编自韩养民《汉代的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并非出于自觉，而是在西方的武力入侵下迫不得已做出的自保之举。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碎了中国天朝上国的美梦，西方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榜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个大事件无一不带有西方的色彩。然而，中国认识西方和学习西方的过程，同样是中国挽救颤势、徐图自强的过程，是中国人抵抗外侮、重塑民族自尊的历史进程。总之，近代中国各种西方观的演变，具有强烈的中国特征和时代特征。

——摘编自徐启瑞《近代以来中国西方观的嬗变》

材料一   古代中国始终将政治安全放于首位，倡导忠君爱国理念，维护政权稳定。古人认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历代都十分重视对农业经济的维护。同时将“富国强兵”作为政治安全的保障，注重提升军事实力。统治者一再强调居安思危，要“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保证了与匈奴、吐蕃等民族的和平交往，明代郑和下西洋为中国周边环境和平起到巨大作用。

——摘编自赵明旸《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

材料二   下表为明代沿海地区主要海防卫所城池的数量统计。

（注：北直隶约为今京津冀地区；南直隶约为今苏、皖、沪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