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所谓“五胡”，通常是指十六国时期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北方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时，提出了“五胡入华”推动了中华民族大交融的观点，对这一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以大量历史事实对长期以来流传的“五胡乱华”的传统观念作出了调整，弘扬了基于共同体意识之上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摘编自彭丰文《“五胡入华”是华夷各族共同的历史选择》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