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四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已辗转来到古希腊城邦。唐代的对外贸易以海上贸易为重点，海陆各国皆以进口中国丝绸产品为荣资，茶叶在边关互市中成了重要商品。南宋初年，外贸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宋代的出口商品中以丝绸绢帛为首位。东起日本，西至欧洲皆有宋代钱币和陶瓷的出土。制瓷技术也随着产品的出口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明清时期曾实行“海禁”政策，严格限制商民出海贸易，由广州十三行为代表的行商垄断进出口贸易。

——摘编自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广州贸易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开办这些行的主人即所谓的“行商”，向朝廷捐呈大笔钱财，以保证他们的垄断性特权。尽管这个公行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却得到官方的支持。由于有了公行，不懂夷语的官员和不懂中国章程的洋商便可避免直接见面，公行则被赋予为官府征集关税和替洋商交纳税款的双重职能。有的行商受到官场的无情压榨，从1786年起朝廷要求他们每年缴纳5.5万两的核定捐银。此外还要收集洋表、洋钟呈送给巡抚和户部，为诸如帝室寿辰和婚嫁等庆典贡献礼品。1842年，公行撤销。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三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到1858年才被撤销。严格来说，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东印度公司”并不特指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7世纪，“东印度公司”是西欧大多数国家为开拓殖民贸易而设立的一种公司模式，其贸易对象主要是印度、马来西亚等位于印度洋以及太平洋西面的亚洲国家。这个组织，起初是一个商业资本的垄断公司，后来变成了主宰印度的“商人政府”，最后又变成了没有商业性的、纯粹的军事行政机构。从其整个的发展过程来看，英国东印度公司既非单纯的商业组织，亦非正式的政权机构，而是既有商业性又有政权性的混合体，是英国侵略印度的开路先锋和主要工具，是“英属印度的真正开创者”。

——摘编自陈传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兴衰》

材料一   唐朝的制度，虽大体承袭隋朝，太宗君臣的朝气，却能使旧制度的优点发挥尽致。同时在行政技术上也有不少的改进，有关这方面的重要改革方案，大都颁行于贞观元年至五年（627-631）的几年间。例如隋时对中央最高行政机关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并未能明白厘定其职权以及其相互的关系。到太宗，乃明白规定三省的职权，使其发挥制衡作用，以杜绝偏重的流弊。其后又创立三省首长联合议政的办法，以解决相互间的争执。这类改革，都是前代所没有的。

材料二   （上左）摩尼教典籍插图，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出土，绘于9世纪。图下部一侧为盛开的花朵和长藤，另一侧书写回鹘文字，上部残存两个俗界人物，用金、银、红、绿等色，绚丽夺目。

（上右）景教壁画，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壁画。图中为“圣枝节”人们欢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是研究高昌景教的珍贵资科。

——材料一、材料二均摘自傅乐成主编《中国通史·隋唐五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