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材料一 在宋徽宗时期，为了聚敛财富，强行扩大交子的发行区域。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在京西路使用交子。第二年又推广到除闽、浙、湖广、开封以外的其他各路，并把“交子”改为钱引。但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最终只是失败，由于发行困难，不久便被废除了，又恢复到只有四川流通纸币的状态中。由于宋徽宗时期，在四川更加肆无忌惮地滥发纸币而不再有准备金，因此造成了纸币的贬值，一贯贬到十几文或十文。

——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

材料二 哲宗以后的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徽宗和蔡京、童贯集团，竟为奢靡、大兴土木、享乐腐化、侵吞公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聚敛财钱，竭泽而渔，无所不用其极。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财政吃紧，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

——贾大权《官交子在我国纸币史上的地位》

材料：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粮食作物的主要分布区，史前时期，粟是黄河流域分布最广的粮食作物，裴李岗文化、马家窑文化等遗址都发现过粟。黍的分布与粟相当，是华北地区与粟共存的一种农作物。稻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种植面积十分有限。

商周至春秋时期，稻成为仅次于黍、粟的主要粮食作物，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曾发现过稻壳的遗存。小麦从西亚传入并在黄河流域种植，甲骨文中多见“麦”字，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修建的郑国渠、白渠、龙首渠等大型水利工程，大大改善了当地的灌溉条件，小麦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水稻在水利条件优越的地区已经大量种植，较以往有明显改变。

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黄河流域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这一时期域外传入的新粮食品种高粱、荞麦种植范围逐渐扩大，其中荞麦因抗秋寒低温、生长期短的特点，在南北各地广泛种植。明清时期，稻、麦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于自然环境变化，黄河流域水稻种植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小麦因灌溉技术的提高，替代黍、粟成为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但这一时期粮食作物种植最明显的变化，则是以玉米、甘薯、马铃薯为代表的农作物的传入，它们因具有高产、耐瘠、耐旱涝的特点，广泛种植于原来不适宜稻、麦生长的地区，全面改变了原来农作物种植结构与组合形式。

——摘编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6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武帝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选择能工巧匠制作新田器，然后通知各郡派所属县令、地方农官和老农到京城参观、学习，使之在各地推广应用。汉成帝时，氾胜之担任“议郎”，“教田三辅（京城附近）”，他还总结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写成农书《氾胜之书》。北魏人贾思勰总结历代经验，写成《齐民要术》。唐朝时，政府大力在南方推行稻麦复种制。宋太祖任命何承矩为河北沿边屯田使，他在河北一带试种水稻并取得成功，水稻种植在北方得到推广。元代永丰（在今江西）县尹王祯在任内推广植棉，总结群众经验写成《农书》。

——摘编自王文玺《世界农业推广之研究》

材料二   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清政府通过翻译外国农业著作，聘请外国农业教员，选派学农留学生，以及引进农业科学技术和实物成果等多种途径，推动了我国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和推广事业的发展。清末在发展近代农业科学技术事业上，主要是兴办农务学堂和创办农事试验场。到1909年，全国共兴办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学堂体制和教学内容大多仿照日本。第一所综合性的农事试验场是1902年在保定设立的直隶农事试验场，辛亥革命前各地已建农业试验机构20余处。

——摘编自朱宏斌等《和而不同：历史时期域外农业科技的引进及其本土化》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我国古代和晚清时期农业技术推广的异同，并分析其不同点形成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一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唐】孟浩然《过故人庄》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宋】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材料二   班固在作《汉书》时，曾引战国时期李悝变法的相关史料，有如下述：

一个农夫，带家室共5口，治田100亩。每亩出粟一石半，全年收获为150石。

土地税1/10，除去15石，尚有135石。

每口食粮每月一石半，五口全年食用共消耗90石。

135石除去90石，尚存45石。

每石值钱35文，剩余45石共值1350文。

除去地方举办祭祀等公益300文，可以家室用度的为1050文。

衣服每人应费300文，五口共为1500文，不足450文。

此外治病与丧葬之费不计，而因军事动员之额外赋税又不计。

（备注：汉代人头税为每个成人每年120文）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丈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