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材料一：宋代房屋租赁业繁荣，利益丰厚……宋政府开始直接插手房屋经营，将出租的公房分为“直管房”和“自管房”。“直管房”是指由政府设置管理机构——店宅务直接管理的房屋，“自管房”一般指学校、部队等政府附属部门管理的公房，其收入不纳入国家财政收入，由本部门留作自用。

——摘编自毕玉姣《宋代房屋租赁业研究》

材料二：宋真宗景德年间，“有司言，京师民做官舍，居人获利多而输官少，乞增所输，许夺赁”。真宗以“先帝屡常止绝”为由加以否决。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宋真宗接连下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店宅务无得旋添僦（租佃）钱”，“在京店宅，自今止以元额为定，不得辄增数夺”。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又下诏：“贫民住官舍者，遇冬至、寒食，免僦直三日。”

——摘编自《宋会要辑稿》

材料   楼氏家族之兴衰南宋时期，两浙地区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其表现是新的士人家族的出现。以下为其典型代表——明州楼氏家族的发展概况。

明州楼氏的远祖楼皓“居奉化县，世以财雄于乡”。楼皓之孙楼郁（？1078年）实现了将家族形态由财富型向士人家族的转变。他先后在奉化县、明州州城的学校从教30余年，享有崇高的教育和学术声望，被尊为“庆历五先生”之一；他也是明州楼氏中第一位进士及第者，此后，其子孙进士及第者达40人，同时以荫补方式入仕者众多，楼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士人家族。楼郁其后代仕宦各地，颇有政声。他们有的被当地百姓立生祠；有的“斥余资以为义庄，宗党被赐者近五纪”；有的“每寒食上冢，旌旗鼓吹，皆集茔下，乡里以为荣”。从南宋末年起，明州楼氏开始走下坡路。入元以后，义庄田产曾落入当地富户之手，后经族长楼彬等人诉官夺回，但终属“族宴且弱”，从此衰落。

——摘编自庞桧存《宋代新兴士人家族研究—以楼钥家族为例》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