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

材料一   中世纪城市发展的基础是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生长受到了封建势力的阻碍，它需要得到国王的保护以制止封建贵族对城市的骚扰和镇压发生在城市中的暴乱…为了保护这种（跨国贸易）经济活动，国王必须强化本国的秩序，负责修筑本国范围内的道路、桥梁…这些都要求国王必须采取措施集中其领土内的资源，以满足国际性物流所需要的条件…随着这种权力的增强，统治者据此把自己定位在了“公共福利”的维护者上。

——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材料二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同样重要的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这种爆炸性的影响，在中国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因为这里的帝国机构太封闭、太受约束。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杨远《西汉自北宋中国经济文化向南发展》

材料二   “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荣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朝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美国学者墨菲《亚洲史》

——选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 “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摘编自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4世纪后，欧洲人口缓慢地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然后开始增长，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贸易及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的规模愈发扩大，商人们也变得愈发富有。在每个国家，商人阶级都变得重要起来……1350年至1450年间，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丹麦、瑞典和匈牙利的统治者纷纷加强君主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减少封建贵族和教会权力机构的土地。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卡斯带利亚和阿拉贡，1469年因女王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联姻而统一，至此现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初步形成。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受《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