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前期，包括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规定在唐朝统治地区，凡是各都督府治所和4万户以上的州，都可设置市场或市署，上“置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下“置市丞二人，正
八品上”；“置录事多人”，分别管理坊市的各项事务。
——摘编自《唐律疏议》《唐令拾遗》《唐会要》等
材料二 北宋时期的商业十分繁荣，东京汴梁城更是“商贾云集，店铺林立”的繁华景象，我们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上清楚地发现，街道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道路两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热闹非凡。其他的地方大城市，也大体如此。
——摘编自方宝璋《宋代经济管理思想与当代经济管理》
材料三 到了明代中后期，读书人“科考不成”转而“驰骋商场”竟然也变得常见。因此，传统的政策逐渐向“恤商”“通商”转变。明代大开“捐纳”，设立商籍。商人们事实上通过缴纳钱财获得了社会地位，各取所需。
——摘编自曹琳《明代商人商业经营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朝相比，北宋城市经济管理制度的变化，并归纳这一制度变化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代中后期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并简析其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汉廷每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简称则曰“贤良”……“孝廉”为孝子廉吏之简称，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是为汉室令举孝廉之始……此项制度之演进，一面使布衣下吏皆有政治上的出路，可以奖拔人才，鼓舞风气；一面使全国各郡县常得平均参加中央政局，对大一统政府之维系，尤为有效。而更重要的，则在朝廷用人，渐渐走上一个客观的标准，使政府性质确然超出乎王室私关系之上而独立。
——钱穆《国史大钢》
材料二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三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选官制度的标准并概括该制度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隋唐时期科举制兴起的历史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代科举制的发展特点及对宋代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湖南教育在宋代出现了第一个发展的高潮，书院、官学、私学成为宋代湖南3种主要的教育形式。湖南则是书院教育发展之重镇，在全国非常突出，更出现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以及书院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张会讲”（朱熹张栻在岳麓书院诘难辩论）。宋代时期，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也有较大发展。宋代湖南进士中试人数为唐代的37倍，黄宗羲所著的《宋元学案》中共写宋代学者988人，其中湖南有141人，位居全国第5。
——摘编自冯象钦刘欣森《湖南教育史》
材料二 湖南近代教育改革在民国建立后拉开帷幕。湖南军政府先后设立学务司、教育科，裁撤清末各县劝学所，县署内设第三科掌管全县教育事务。学务司颁布了《湖南暂定学制大纲》，将全省教育系统分为保育、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6大类。各级学校取消读经讲经课，代之以民主自由；课程设置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教学上开始摆脱填鸭式的传统方法，重视并实行多元互补的现代教学方法，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主能力。湖南各级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留学教育均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罗慧《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历程与现实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归纳民国初年湖南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湖南教育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江南）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材料二 （南朝）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宋书》
材料三 北宋时，南方人在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中优势明显。自南宋起，江渐一带尤其成为人才集中的地区。为将南方财赋顺利北运，元朝重新开通了大运河和开辟了长途海运航线。
——摘自宁欣主编《中国古代史（下）》等
材料四 明清时期，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了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中小工商业市镇，尤以江南地区为盛。这些市镇商业繁荣，人口密集，有的多达数万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1)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面貌有何变化？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元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3)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唐代的坊统一以鼓声为准，由坊正负责坊门的启闭，违反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夜晚，全城街道实行严格宵禁，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居民被固定在坊内的封闭空间里，不得破坏坊墙。唐代“市”的形制建设更加规整方正，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市署官吏系统，对市场进行管理。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诏令开封府三鼓以后不禁夜市，百姓在三更前可以外出行走。宋太宗时期出现侵街现象，临街设邸店的事情时有发生，政府屡禁不止。宋仁宗景佑年间(1034~1038年)，允许临街开设邸店，商人只要纳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商店。熙宁年间(1068~1077年)，开封府的鼓楼已不再击鼓，京师的警卫也不再执行夜巡制度。
——摘编自张春兰《唐宋城市管理制度的演进》
材料二：从现在研究来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列强所选择的通商城市和租界，还是清政府所选择的优先发展的工业城市，其目光皆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点上，且主要是沿海和沿江城市，内陆地区及更为广阔的农村地区，被清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侵略者所忽视。城市社会的变迁固然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但是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的复杂和混乱，城市化的质量和水平更是相当低下。近代城市空间出现新城、旧城区和棚户区贫民窟同时并存的现象，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给城市的市政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摘编自顾强、章钊铭《从城市化到城市治理：晚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宋时期城市管理的变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迁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归纳晚清城市化的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谈谈你对城市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初期，周礼成了一个庞大的“礼治”体系，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巨大的调节作用。儒家学说的创造者孔子很重视修身，他把修身视为立足社会建功立业的必要主观条件，对于维护社会和谐有一定的作用。“执中”的原则本是古代治国安民的方针，孔子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并把它从治国方略引向了一般方法论原则。在孟子的仁政主张中，贯穿着以民为本的原则，他认为民众是政权得以稳固的根基，民心向背对于保持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宁具有指导意义。中国古代开明君主和思想家重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重法，不少思想家把法视为治国安邦的良策。
—摘编自谢兵良《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探析)
材料二 两宋时期，政治危机严重，但程朱学派所处的时代社会思想文化环境最为宽松。宋朝农业的发展，尤其是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远远超过盛唐，但社会经济所创造的财富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财政需求。国内贪污腐败严重，农民起义不断，外患也日益严重，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宋朝学者为挽回世道人心，重塑伦理道德，积极构建理学大厦。和谐既是儒家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也是程朱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身心和谐方面，提倡“自爱其身”,朱熹认为“自爱”既是天性，又是天德。在家庭和谐方面，程朱学派继承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思想，特别将“治家”提升到了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在社会和谐方面，注重培养社会责任感，树立社会“公意识”。程朱学派还提出了“知其性”与“尽其心”的重要修养方法，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摘编自谢英《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时期先贤们提出的创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程朱学派和谐思想形成的背景，并简述其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价值。
茶，一片东方树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既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
材料一：茶马贸易一直从唐宋延续至近代。公元625年大唐与吐谷浑开通互市，大量的茶叶、绢帛等商品输出，以换取马匹及其他畜产品，丰足彼此，皆有便利。中原人用以交易的丝绸，对西域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品，而中原人却渴望得到代表国家军事实力的战争武器--战马。大唐王朝逐渐开始由“绢马互市”转为“茶马互市”。到了宋代更是形成了系统的茶马交易之法：以茶引作为茶叶经营的官方许可，茶马司管理相关贸易实务，茶马法确立各项贸易细则，完善的制度管理着所有的茶叶贸易。元帝国不缺马匹，茶马交易演变成以银两及土货与中原茶叶的贸易。茶马交易一直到明代又重新恢复，此时贸易实体则已经从“马”转变成中原的“茶”。清代以后，随着以马为主力的冷兵器时代谢幕，茶马交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编自戎新宇《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的中国茶》
材料二：1662年，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王查理二世，她的嫁妆中有中国茶具和茶叶。品茶从此成为英国宫廷的时尚。16世纪初，葡萄牙人带到欧洲的第一批中国瓷器花瓶引起了欧洲人的浓厚兴趣，各国的君主和达官显贵纷纷用黄金购买，并收藏起来。如图1所示，为1575年左右意大利佛罗伦萨根据中国瓷器样品制作的“软胎”油-醋瓶和1690年左右荷兰生产的装饰有中国图案的茶叶瓶。如图2所示，是法国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于1866年创作的绘画作品《在安托尼妈妈的旅店》，它展现了民众饮茶的场面。
图1 |
图2 |
——摘编自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
材料三：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下，茶叶生产逐步复苏，50年代以来先后研制成功茶叶筛分机、切茶机等茶叶精制机械，使我国茶叶生产长期依赖手工的落后局面获得改善，显著减轻了茶农的制茶劳动强度，提高了茶叶加工质量。1979年我国茶园面积达到105万公顷，产量达到27.72万吨，出口量达到10.68万吨，分别为1950年的6.2倍、4.5倍、5.7倍，为我国后来茶产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11月2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新批下来的专利《一种冷水冲泡型茶叶加工设备与工艺》，进一步提升“冷泡茶”工艺，成为“热泡清茶”品饮方式的补充，丰富了茶饮体验。
——摘编自陈宗懋《中国茶叶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以来茶马贸易的变化。(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茶文化”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后茶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茶”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材料一 10世纪以来的西欧，随着重犁普及和三圃制的推广，耕地与人口都有较大增长，处处可以遇见渴望到远方碰碰运气的年轻小伙、找钱赚的冒险者。国王或领主授权建立更多的市集，甚至授予城市自治特权。它们大多以修道院或教堂为中心。某些宗教节日，如礼拜日或圣徒日，也会成为市场日。随着十字军东征，地中海贸易重新开通，威尼斯、热那亚等许多商埠在东征途中发展起来，但绝大多数城市人口都在千人以下。
——据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等
材料二 安史之乱后，节度使往往于要冲设镇，派遣心腹主持镇务，插手地方政治，从事商业经营。两宋之时，既裁撤旧镇，也建置新镇；盖因诸镇“人烟繁盛”“居民不啻数千家”，镇的主要官员由镇将逐渐变为监镇、巡检等。监镇负总责，巡检管治安，还有专门的监酒、监盐等掌税收。熙宁四年（1071年），神宗下诏，“勾画天下州、府、军、监、县、镇地图”。
——据于云汉《宋代“镇”的废与置》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镇在宋代的变化。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 “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摘编自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4世纪后，欧洲人口缓慢地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然后开始增长，在欧洲大陆……特别是在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贸易及制造业发展迅速。城市的规模愈发扩大，商人们也变得愈发富有。在每个国家，商人阶级都变得重要起来……1350年至1450年间，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苏格兰、丹麦、瑞典和匈牙利的统治者纷纷加强君主统治，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自身影响力，同时减少封建贵族和教会权力机构的土地。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国家卡斯带利亚和阿拉贡，1469年因女王伊莎贝拉和国王费迪南联姻而统一，至此现代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初步形成。
——摘编自（美）约翰·梅里受《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世纪晚期欧洲社会出现的新变化。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