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到宋真宗时期，社会经济已经恢复并重新走向高涨，商品流通的活跃，为市镇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浙东地区，由于大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不足，相应地，经济作物种植和山区林业、沿海渔业则十分发达；地处沿海的越、明、台等府州，盐业市镇十分兴盛；如绍兴府，自六朝以来一直是纸业中心；萧山县西兴镇，位于浙东运河与钱塘江交汇处，与临安城郊的浙江市隔江相望，处于水路交通要冲，商旅往来频繁。从地区发展来看，绍兴府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各州府，居浙东首位；从个体发展水平来看，如绍兴府的曹娥镇、渔浦镇、龙山市等，年商税额在1000至5000贯，已接近县级城市的水平。这些镇市实际上充当了与县城同一层次的经济中心地的角色，发挥着将远离州县城市的广大农村与城市联系起来的作用。

——摘编自姚培峰《宋代浙东市镇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特征》

材料二到了明代初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全国各地市镇普遍兴起，从临时的、定期的集市发展为较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如长江流域的刘家隔，其“始居民十数家，宣德、正统间，商贾占籍者亿万计，生凿日繁，贸迁益众，卒成巨镇。”浙江崇德石门镇因榨油业的发达，成为拥有数千家的巨镇;嘉善的甘家窑镇，则是“民多业陶”；江苏吴江的庵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这些市镇的经济活动，有的已超出地区性的限制，而和全国各大都市发生联系，并在一些丝织业市镇出现了“有力者雇人织挽”的现象。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

材料一   宋代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堡垒功能，日趋走向多样化，它的社会、商业贸易、文化消费等功能日益显露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城市生活由原来只为统治集团、贵族官僚服务开始面向下层，面向一般市民生活需求，史载，“今闾阎之卑，倡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制”。城市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被十分发达的“厢坊制”所取代，到了南宋中叶，不少城市又演变为“偶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方以自然经济区域为范围，以经济发展为驱动力，推动交通、人文方面的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和特色的多功能城市，走上了经济型城市的发展道路。正是这场宋代的“城市革命”，推动了封建城市规划的变革，中国城市的发展，开始了多元化的道路。

——摘编自《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

材料二   社会流动按其流动方向，划分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关于水平流动，多表现在地域和职业方面的流动。如农民摆脱户籍与土地的束缚，“释其耒耜而游于四方，择其所乐而居之”。商人在各地流动，“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士人也从事经商，在赶考途中，有“贩盐为事”。垂直流动则多表现在科举制全面展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宋代开始阶级区分不及前代严格，阶级之间的流动性比较大。

——摘编自陈静《宋代商品经济与社会流动研究》

材料一   西汉众多城市均有大小不等的市场。最大的都市是长安，城内街道有八街九陌之称，南北向称街，东西向称陌。城内9个市场以南北主要大街为界，街东3个市称为东市，街西6个市统称西市。各市间有墙隔开，市墙有门，供买卖人定时出入。张骞通西域后，来往长安的外商络绎不绝，朝廷设立大鸿胪，在管理外交的同时兼管商务。

——摘编自李天石《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宋朝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商品流通不限于内地的州县，与辽夏金通过榷场的互市交易也十分频繁。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宋前期已增至200万贯。北宋铸币量很大，但仍不能满足商业的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交子，后其发行权为政府掌握，发行量不断增加。宋朝城市繁华，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城市中坊、市之分已完全打破，夜生活的发展达到了空前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