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有400万石，漕军12万人。明代承元之制，明太祖朱元璋设漕运使。为了加强漕运管理，又以武职重臣执掌漕运及相关事务。漕运支撑了国家财政收入大半壁江山。“京师根本重地，官兵军役，咸仰给于东南数百万之漕运。”清代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运河河道的治理和沿线漕运的管理。清政府每年要拨1000万两白银用于治理河道淤塞。
——摘编自胡梦飞《辉煌与没落：明清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兴衰》
材料二 乾隆后期，由于朝政混乱，官吏腐败，河工日渐松弛。黄河多次决口，不断淤塞运道，清廷未能及时修复，而是采取“借黄济运”的措施，勉强维持漕运。至嘉庆年间，河患日益深重，几乎已达到“无岁不决”的程度，致使运道淤塞日益严重。至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千疮百孔，处处淤塞难通，整个河道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运输漕粮的船队只得另寻他途。
——摘编自王频《清代运河衰落原因论析》
材料三19世纪70年代，外国商人擅自修筑从吴淞口到上海的淞沪铁路，不久就被拆除。80年代初，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已建成多条铁路，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网的基本格局。
——摘编自人教社《历史》中外历史纲要（上）必修2
太平天国运动形势图
(1)根据材料一，说明明清时期漕运的概况。
(2)根据材料二、三、四和所学知识，分析清朝漕运衰败的原因。
材料一 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垦辟，较易开垦的荒地已经开垦耕种，乾隆时期鼓励农民进一步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的普遍种植和推广，以致成为我国南北方广大劳动人民的主要食粮之一。康熙帝时任命新辅主持河务，历时六年，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由于兴修了农田水利，并且采取了精耕细作，主要农作物的单位面积的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清代前期棉花、烟草、茶树、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这不仅丰富了人民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料，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十八世纪是内地农村定期集市发展的起点，也是南北海运（重新）繁荣的起点。城市的商人行会的增多和信贷组织（最初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的出现，表明贸易的性质和范围都有了改变。这种私营贸易的增长也表明了商人在政府控制的盐务税之外正在积累和投放资本，要知道盐业是那时商人集中投资的目标。欧洲市场对中国的茶、丝和瓷器的需求又进一步刺激了国内贸易的商业化。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1)根据材料一，分析清朝前中期农业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清朝前中期商业繁荣发展的表现，并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评价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
材料一
（道光帝以前）国家收支嘉道以前（嘉庆道光以前），历朝每岁收支总数，变动不大.收入数大致如下：
（1）地丁约3000万两
（2）耗羡约460万两（正赋外额外征收）
（3）漕粮约400万石（分正粮杂粮两种，正粮征米，杂粮征豆麦荞麻等）
（4）漕项约200万两（漕粮外加征）
（5）租课约26万两
（6）盐课约750万两
（7）关税约400万两
（8）茶课约7万两上总数（除漕粮）共约4800余万两.
支出数大致如下：
中央经费
（1）王公百官俸约93万两
（2）兵饷约600万两
（3）盛京热河官兵俸饷约140万两
（4）其他政费约110余万两上总数共约954万余两.
地方经费
（1）官俸约420万两
（2）公费约20万两
（3）红白事例约40万两（庆典、丧祭）
（4）兵饷约1500万两
（5）修缮约400万两
（6）其余杂项约100万两上总数共约2500万两.
中央地方合计约3500万两.
——摘编自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下
材料二 在1949﹣1957年时期，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这个模式提供了国家组织的形式、面向城市的发展战略、现代的军事技术和各种各样特定领域的政策和方法.中共领导人从来没有采取照搬苏联经验的立场.1949年以前毛泽东的革命纲领的精髓是面向中国实际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他也不准备放弃这个原则.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领导人有了信心，他们开始修改有关经济和其它关键领域的苏联经验.但是，只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才出现了与苏联模式根本决裂的情况.
——摘编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年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道光以前清朝的经济特点及其体现的经济政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新中国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并指出接受的原则与方法.
材料一 “崇俭抑奢”的观念，旱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周初统治者在总结殷亡的历史经验时，清醒地认识到追求奢侈无度的生活.是殷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在周初的许多诏令中，均以殷为鉴，告诫子孙不应像殷人那样放纵物欲，而要“知稼穑之艰难”。而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古代社会，财富的增长速度极其缓慢，这就决定了消费的过程也应是缓慢与节俭的。所以，历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尽管其经济思想不尽相同.但在崇尚节俭、抨击奢侈之风的危害上则有许多相似之处。
——摘编自宋超《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消费观念剖析》
材料二 晚明时期的江南，经济突飞猛进，蚕桑丝织业与棉纺织业由农家副业一跃而为主业。到了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手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在经济最发达的江南东部，甚至已经超过农业。社会日渐富裕，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发生变化。正德、嘉靖年间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揖（-1552年）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者。他在《蒹葭堂稿·杂著》中，批判了正统的禁奢观念，为奢侈辩诬，以深邃的目光论证奢侈风尚的经济意义。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0-1850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社会“崇俭抑奢”消费观念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明时期消费观念的变化，并予以简要评述。
材料一 据《宋史》记载：1012年，“帝（宋仁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早稻也。……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因此，占城稻迅速从福建传入长江流域，到南宋时，占城稻占长江流域水稻种植的百分之七十。
早熟的占城稻引入后，当地农民在其基础上培育出早中晚三种俱全的品种，更加丰富了水稻品种资源，为人们更加合理地进行生产布局，充分合理利用土地打下基础，也为长江流域稻麦两熟农作制打下基础。
——摘编自黄世瑞：《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纲·农学卷》
材料二 烟草原产于美洲，明朝中后期传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开来。烟草的广泛种植也遭到时人反对，以下是《新城县志》记载的反映清嘉庆年间当地人的禁烟檄文。“莳烟之耗人力，数倍于谷，合一家老幼尽力于烟，……而雇工则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争趋烟地，而弃禾田，况农家妇女馌饷而外，纺织为本，今皆唯烟是务，妇不知织，布从何出，其为害三也；盖吾邑烟叶向凭客商贩自土地广饶有闲地栽烟之处，今则外郡客商转贩烟于新城，尝合四乡绅老问讯，以占去禾亩，……通计之，合大小业约少谷以十余万计。”
——改编自刘翔：《明清两代烟草种植及对外贸易》
(1)根据材料一概述占城稻在我国推广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辩证分析烟草在当地广泛种植的影响。
材料一 大航海时代的欧洲商人，把中国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带到世界性贸易环流中。国际市场的巨额需求刺激了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江南市镇早期工业化也促使优质生丝、丝绸、棉布畅销海内外，使人们看到了江南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随着 15 世纪以来的全球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上海等城市先后成为西方传教士和异域商人主要活动的地区，西方人带来了天文地理、水利机械、油画、透视法、解剖学等科学、技术和文化，使江南呈现出一种复合型的形态。
——摘编自邹振环《明清江南史研究的全球史意义》
材料二 近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主要通过东部沿海口岸吞吐，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近代城市的数量尤其是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数量也以沿海地带居多。自港口城市西行，近代化程度随地理距离的加大而不断下降，大体上形成西部不如中部，中部不如东部的区域经济差距。自唐中叶经济重心南移后，中国大的区域经济差距，表现为南北差距，进入近代后，变成以东西差距为主。
——摘编自吴松弟《中国近代经济地理》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代江南经济的特点，并指出造就这种特点的外部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在区域经济差距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并阐述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
两宋以来，江南苏松常嘉湖等地区成为全国的大粮仓，但是随着江南农业的富庶，重赋的灾难又落到江南。全国赋税绝对值不断上升，而苏松常嘉湖又畸重。明中叶丘浚说的最为概括：“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
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江南农业在兼营商品性作物和手工业中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然而历几个世纪苦斗而获得的较高经济效益，却被不合理的高赋税所吞食。
本来可以有所飞跃的江南农业实际上被“均调”拉平了，处于与北方相差无几的积累水平。
如果不是这样，江南地区经济的突破恐怕会出现得较早；就一个地区而言，难说就不能率先经济转型？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农业发展新特点。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说明明清江南地区经济未能实现转型原因。
乾隆时期大事年表节选
1737年，下令凡贩运米谷到旱涝灾区的商船给予免税放行的优惠待遇。
1741年，规定“新垦之地，淹浸不为常，岁收十止一二。定以五亩折征一……
1742年，永远免除直省关口的米豆税，批难免征外洋运米的入关船货税。
1742-1746年，因江苏、安徽、浙江及直隶等地水旱灾，降旨截留、拨运漕粮赈济灾区。
1743年，下旨“向来贩米出洋，例有严禁。惟在各该督抚、时饬地方员升，于各口要隘，实力巡查。
1745年，宣布普免天下钱粮一年，降谕“酌减”农户地租。
1748年，下令各直省常平贮谷数量，按照康熙年间旧额，多出部分以次出粜，或拨运补邻省不足。
1751年，下谕“兹士庶更宜各敦本业，力屏浮华，以节俭留其有余，以勤劳补其不足，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侈靡之是戒”。
1790年，下谕“番薯既可充……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
——摘编自唐文基《乾隆时期的粮食问题及其对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乾隆时期出现粮食短缺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乾隆时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主要措施及其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土地买卖需要立契据。经官方收税盖印的，谓之“红契”，有法律效力：否则谓之“白契”，不能生效。经办此事的官方大都为各地县衙。登记税契后，土地所有人保有地契，县衡则绘制土地册籍，这类地图看上去如密密麻麻的鱼鳞，又称“鱼鳞册”，作为收取赋税的凭据。延续到近代，官方发放的土地契证名目繁多，上注有某保、某区、莱图、菜圩和某号，面积、亩分和执业人姓名，规格式样也不统一。由于丈量不精确，土地的四至往往含混不清，原业主成为逃税而少报面积，出现“单小地大”：或勾结地保，多报亩分，以侵占他人土地，造成“单大地小”，实际地亩与契纸常常不符。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房地产税》
材料二1847年，一种全新的土地契证在中国诞生，即所谓“道契”。道契是中国官方为外国人永租土地而制作的一种特殊土地契证，因为此证只能由海关道有权制发，所以俗称“道契”。道契的规范性和权威性远胜于中国传统的土地产权凭证“田单”。道契的发放要经过外国领事馆和中国上海道台衙门，分上中下三契，上契（西文）由外国领事馆留存，中契（中文）由上海道台衙门留存，下契（西文）归租地洋商执有。每次交易都会在契上注明，如有分拆、合并等情况则另立新契。道契有高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摘编自王志安《近代道契的发展历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土地买卖的突出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土地关系变动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并分析其历史意义。
材料 毛纺织业是英国最早建立手工业行会的行业之一。14世纪英国乡村毛纺织业生产关系的性质首先开始质变，部分呢绒商人将乡村分散的呢绒工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从而演变为英国第一批包买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行会控制下的城市毛纺织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对严峻的经济形势，英国手工业行会被迫在行会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整，变革生产关系，以求得生机。公会遂取代手工业行会，并以商人直接支配生产的形式重新组织公会内部的经济活动。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仅存在于沿海经济较为发达的局部地区和个别部门之中，从未对占主导地位的小商品经济形成过真正的冲击。江南的盛泽镇商人之所以“蜂攒蚊集”，是因为产地商品集中，价格必然较低，而非商人已经控制了织匠的经济活动，否则后者完全不必“俱到此上市”。由此还可见，作为仍然是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贫者”，其人数当不在少数。很显然，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还不可能对手工业行会的存在构成致命的威胁，手工业行会向公会的演变和行会生产关系的质变自然也就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9世纪，中国手工业行会依然故我，采取种种措施，竭力维护昔日陋规。道光三十年，长沙裱店条规明文规定帮工的工资报酬，严禁自行议价。
——摘编自金志霖《试比较中英行会的组织形式一兼论中国行会的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明清之际中英工商业行会发展的不同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9世纪上半期中国手工业行会依然故我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