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认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中国历史上，“天下”兼具地理意义与文化意义。在秦大一统之后，“天下”的地理意义与“国”的地理意义逐渐重合，而“天下”的文化意义则得以保留，并获得新的发展。“天下”是每个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是构成家的组织、国的组织的文化基础。在儒家看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每个人都需要承担起自我的道德责任。在政治清明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责任唤醒自我的德行，投身到私人关系中去建设家庭，投身到政治关系中去建设祖国。而在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之际，每个人仍旧需要坚守自我的德行。

——摘编自朱光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的家国情怀》

材料一　孔子要求学生：“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希望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和建立一个“行夏之时，乘股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的东周，但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武帝初时，提倡儒学，董仲舒号称大儒，也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为了适应统一大帝国的需要。从此以后，先秦儒学不绝如缕。

——摘编自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

材料二　儒家思想的兴灭继绝、乃至进一步的发展，只能尝试用经典诠释的方法“唤醒”沉寂的文本，“逼显”出更为深刻的意义，从而实现其精神层面的现代转换。

——景海峰《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

材料三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以及由此推出“致良知”都是要求个体自觉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承担与落实内涵的普遍天理。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人提倡一种“兼顾个性与社会和谐的‘大我’观”，他们更多地强调了个人对于民族与文化的群体责任意识，批判那种外在化、形式化、以人为规范的条理规约来规范各个不同的个体生命的做法。

——摘编自鹿博《“主体性”思维的演化与明清儒学的转型》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明清君主强调自身合法性的依据，既诉诸于传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儒家正名理论，也诉诸于神化君主世袭罔替的血统高贵性和道德完满性。可是，明末吕坤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剥天下以自奉哉？”清初唐甄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直接戳破了君主自我神化的虚伪性。

——摘编自孙邦金《明清儒学对君臣关系与忠君伦理的多元省思》

材料二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学术层面人们向西方学习的主动性空前增强。很多西学由日本引入，而引入的内容也从科技转向哲学、社会科学。加之新式学堂的增多，西学思想进一步传播，儒学与政治绑定关系逐渐出现裂痕。从废除科举制度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儒学丧失了全部的政治保障，知识分子纷纷转型，使儒学的传承中断。

——摘编自于跃《中国近代儒学的式微及反思——以张锡勤先生〈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为中心》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起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教育需求远不能被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生。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推动南宋时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摘编自陈来《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康熙帝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汉文化。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帝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整理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于天下。康熙帝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雍正帝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乾隆帝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乾隆帝下旨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汇刻了《十三经注疏》等。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摘编自雷晓凡《程朱理学是怎样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的？》

材料一   明中后期杰出来学家的研究实践   

——摘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930年3月始，红四军先后攻战多处县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革命经验教条化的影响，红军一度将城市的店查封、没收，造成居民生活的不便。5月4日，毛泽东来到寻乌县城，一连进行了十天的详细考察，掌握了大量该县物产、价格、土地占有情况、阶级结构等第一手材料。毛泽东在《调查工作》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物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科学论断，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摘编自李捷等主编《毛泽东著作辞典》

材料三   为了引进技术和项目，1977年开始党和政府陆续派高层领导人出国考察美国、日本、欧洲。1978年4月底，邓小平同即将出访欧洲五国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谈话，要求他们在访问时广泛接触、深入调查和研究一些问题，了解现代化工业发展的水平，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管理经验学回来。访欧代表团在归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写道：“我们现在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摘编自刘艳《出境考察与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研究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