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材料一     董仲舒认为，全国受命于君，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主，所以“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就君民关系，董仲舒说：“传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故君唱而民和，君动而民随；就君臣关系，董仲舒说，臣是受命于君的，所以，“君臣之礼，若心之与体，心不可以不坚，体不可以不顺，臣不可以不忠”。董仲舒认为，统治者是天命神授的，“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摘编自丁银高《论董仲舒的王权思想》

材料二   黄宗羲对“以君为主”的君主专制制度有所不满，明确肯定了天下为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某一君王的天下，所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臣”的产生是要与君共治天下的。他把治天下比喻为“曳大木”，臣与君是“共曳木之人也”。`同时强调了“法”对“人治”的有效规范、引导与约束惩罚。

——据鲁敏《黄宗羲反君主专制思想解读》

材料一   人类文明交往史的转折开始于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大航海时代，空间交流的范围空前地扩大，形成了世界意义的“万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换体系。大航海时代使整个世界局部、间接、间歇地交流，转变为全球性的直接与频繁的交流；交流的层面也从物质技术走向更深层的领域。１６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东来，通过世界地图和地理著述给中国人传入了关于万国的观念和世界的意识。明清关于“世界”的想象，蕴含着对中国本土文化重新诠释的意图，想象的过程亦是西学知识的再生产和重塑国人认识世界和自我认识的过程。在中文文献中，“中学”的出现亦是源自“西学”的影响，“中学”是伴随着西学而衍生出来的与“西学”并列的一个核心概念。

—摘编自邹振环《世界想象：西学东渐与明清汉文地理文献》

材料二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区分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提出两种状态下的不平等：一是自然或生理上的不平等；二是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卢梭认为，消除不平等、缔造人类幸福的方式就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民主制共和国。社会契约的价值和作用是“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得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其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社会契约中的不平等是在限制范围之内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

—摘编自卞奕雯《浅析卢梭的平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