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运用和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发展。舂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政治格局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政治格局所代替，新贵族不满足于经济力量的增加，谋求更多的政治权力。私学的兴起以及文化典籍流落民间，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作为一种新阶层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进程。新兴地主阶级利用诸子之学为其政治目标服务，谋求特定利益。这一时期，中原华夏民族与四周夷、戎、狄、蛮不断争战，相互融合，形成了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趋同，这就为文化的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林涵《浅谈春秋战国时期文化繁荣的机制》
材料二 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对外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的文化、物产、科技、工艺等沿着这条大道不断地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到了唐代，更进入到“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在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通过海陆两途，中国的丝绸、瓷器、金银器、火药等物品及造纸、炼铜等技术，都相继传播到东亚、中亚、西亚及欧洲。其中“遣唐使”是将中国唐朝文化向外传播中的一支独特的队伍，他们除了完成官方的外交使命外，随团成员还有许多留学生、学问僧以及医生、工匠等，他们都带着任务来学习盛唐文化。日本大化改新，以唐朝的政治制度和律令制度为样板，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现了“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的新气象。
——摘编自武斌《汉唐：中华文化的魔力圈》
材料三 中国五四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对以往文化的批判性，这种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文化的自我批判。文化的自我批判当然也不是五四时期特有的思想现象，事实上，明清之际便已从不同方面呈现文化的自我批判意识，但是，五四运动自我批判和明清之际的文化自我批判之间存在重要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明清之际的文化批判首先是面向过去，其目标是从所谓理学回到经学，或者说，从宋明时期的新儒学（理学）回归原初的儒学。比较而言，五四时期的文化批判，主要指向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的观念世界。由此，以往历史传统和近代的观念、过去和现在、古与今、新和旧交织在一起，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种种复杂关系，其中存在多重意义上的思想张力。
——摘编自罗志田《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化繁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中华文化的特点及对世界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时期与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区别，并分析五四时期文化批判的影响。
材料一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西周的制度发展程度过低，无法更多的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需求，他们力求改变现状，试图获得更多的经济、政治、文化地位，呼唤建立新的社会。
一李静、萧红恩《百家争鸣与文艺复兴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北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家争鸣产生的历史背景。并指出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承担的历史使命。
(2)材料二中“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思想体系具有哪些积极影响？
(3)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一 明清易代使得蹈虚凿空的晚明学风成为众矢之的，清初学风由玄虚而趋健实，“经世致用”蔚为风尚。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全面反思和追溯明代政治经济和学术文化，对封建君权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设计出了各种“限君”“抑尊”的方案。他们理直气壮地主张顺应和满足作为自然人的本能要求，反对封建理学家冷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基于“保国富民”的诉求，他们对重商主义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总之，凭借着王朝更迭的权力真空和较少顾忌的思想言论氛围，他们在痛心疾首之余，发出较多惊世骇俗之论。
——摘编自孔定芳《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潮与明遗民的诉求》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及其影响。
(3)综上所述，就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王阳明的思想到他的再传弟子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非名教所能羁络”。晚明文人通过结社，“一方面学习时艺，来揣摩风气；另一方面来选择知己的朋友……所以明季几社的成立，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后来才门户开放”。江南的几社不满足于科举制艺的训练，急切地大声发出声音，触及时事，试图纠正时弊。复社成立以后，几社和其他文社都以团体成员加入，不过复社并没有取代其他文社自身的活动。复社的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崇祯二年（1629年）参加苏州尹山成立大会的人中，来自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有235人，浙江168人，其他成员来自江西、湖广、福建、山东、河南等地，合计680人。
——摘编自樊树志《文人结社与晚明文化生态》
材料二 1895年8月，在帝党官僚首领翁同龢的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的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但因该会主张立宪治国，因保守派极力抵制，很快遭到朝廷封禁。就在强学会解散之际，其他地方开始兴办学会。在1895至1898年间，全国各地先后建立的学会将近90个，在明确以会命名的68个团体中，湖南、上海、北京分别有17个、15个、12个，合占六成以上。嗣后，慈禧听政，即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褫职治罪，再申“联名结会之禁”。
——摘编自李玉栓《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现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晚明时期文人结社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晚明文人结社相比，概述19世纪90年代文人结社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 部分中国学者关于“晚明”的论述
| 论述 | 出处 |
| “‘晚’并不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所在，它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晚明’的正式说法，就是‘明代晚期’，‘晚明’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简略的称呼而已” | 刘晓东《“晚明”与晚明史研究》 |
| “上起万历元年（1573年）下讫崇祯十七年（1644年）”，“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会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 |
| “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与以往朝代相比，白银货币化标志中国社会货币经济化的发展进程”，说明晚明社会“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
| “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晚明）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己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 |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
——摘编自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晚明时期的中国”的时代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时代特征并予以说明。（要求：特征明确；说明须史实准确，逻辑严密，首尾呼应）。
材料一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自号船山逸老，学者称为船山先生。他青年时代立志改革社会，明亡后起兵抗清，晚年隐居著书，留下的著作有一百多种、四百多卷。他总结明亡的教训，对整个传统文化展开总结、批判工作。他学识极为渊博，对经、史、子、集诸部均有较深造诣，在天文、历数、医理乃至兵法、卜筮、星象等方面，亦有旁通，而且留心当时传教士传入的西学。王夫之的著作富有批判精神，主张天理寓于人欲，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气一元论思想。他在哲学本体论与价值取向上判定老庄哲学和佛教理论为“异端”，在思想方法、具体认识方面又吸取其合理认识。王夫之很善于熔铸大量的先行思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具有历史总结意义的博大思想体系。
——摘编自郭齐勇《中国哲学通史套书》
材料二 近代中国部分学者对船山学研究情况简表
| 时间 | 学者 | 对船山学研究概况 |
| 19世纪中期 | 曾国藩 | 认为王夫之“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 |
| 19世纪晚期 | 谭嗣同 | “为学专主船山遗书，辅以广览博取”。 |
| 19世纪晚期 | 梁启超 | 对船山学的研究和借鉴，主要是基于维新变法需要，从传统文化里寻找思想资源。 |
| 19世纪末20世纪初 | 章炳麟 | 认为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促使自己从支持改良主义转变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
| 20世纪早期 | 胡适 | 认为王船山在哲学方面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尼采有相通之处。 |
| 20世纪30年代 | 侯外庐、张岱年等 | 认为王船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和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出发批判继承地研究了王船山的学术思想。 |
——据刘觅知《近代社会思潮演进格局下的船山学研究》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夫之的历史贡献。(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船山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原因。
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清初思想界发生变化的内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改造的特点，并简析其进步性。
材料一 君主的设置，本意是“治天下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同时，“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在具体事务处置时，“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黄宗羲认为封建社会构建的“一家之法”是“是法之法”，代替“一家之法”的唯一法律是“天下之法”。
——摘编自崔罡《论黄宗羲的“治法”思想——以政府与学校的关系为中心》
材料二 黄宗羲一生都处在战乱四起、改朝换代的明清之际，山河破碎的时代背景造就了黄宗羲命途多舛的个人经历，也给予了他相对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与丰富的历史背景资料，这为黄宗羲思想的产生与成熟提供了动力。
——摘编自许现师《黄宗羲“天下之法”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黄宗羲的思想。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黄宗羲思想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孔子想回到西周，维护奴隶制，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有他的落后一面，但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教育家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他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整理和传播上有卓越的贡献。
——《论孔子思想》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在明清之际学风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关心社会现实的观念得到复兴；另一方面，回到经典，即经以求道的实证性“经学”倾向也开始出现，成为乾嘉考据学的向导。此外，以基督教为中心的“西学”东渐中国，出现了像利玛窦那样的融会基督教和儒教的杰出人物。
——林甘泉、张海鹏《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孔子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思想依据各是什么？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儒家思想取得胜利”的含义及其代表人物。并结合材料二分析其原因。
(3)据材料三，概括明清之际中国思想领域的新变化。
材料一：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 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 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社会史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与当时国内主流史学界并不符合。社会史论战本身既是由现实问题而来，又全然表现为回到现实问题中去。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进而展开的社会史论战，因其较为明显的非学术色彩、普遍生硬的史论综合特征等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得到主流史学界认同。 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联结在一起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雏形，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尚需从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层面充实加强。之后的几年里，人们更注重反思社会史论战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实史料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者及其观点也发生了各种变化，经过几年的讨论、研究、调整、淘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以后逐渐明确。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史学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