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1世纪宋代新儒学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这场运动源于各方面思想资源的促成，佛老之学及魏晋玄学等外源因素需消化以外，儒学内部如汉唐经学的思想资源对于新儒学回归经典的创新更有直接关联。中唐思想文化特别是“是经疑传”等经学新风气，推动了唐宋之际“疑经改经”的思潮发生，新儒学通过创造转化汉唐经学知识的固有范式，实现了“经学理学化”的诠释学转向。最终，朱子学建构了一套“四书学”及“家礼学”的新典范，标志着新儒学“经典世界”的全面重建，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哲学、经学及文化等方面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吴震、金瑞《宋代新儒学与经典世界的重建》
材料二 考其所以蓬勃进步之由，实由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有了变动，已呈现出资本主义活跃的前期形态，因而反映在思想的争斗上，一方面否定着旧的静止的烦琐的和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则在创造着新的实践的科学的和民主的思想。
——摘编自杨荣国《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
材料三 五四运动使中国迎来了“社会改造”的时代。在“社会改造”的语境之中，“主义”在高度关注中“崛起”，并成为“社会改造”的根本性问题。于是，时人对于“主义”的认知和解读，皆与“社会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主义”因“社会改造”而崛起，故而“主义”又与从事改造社会的社团发生联系，并成为引领社团前进方向的根本要件，这又导致社团中关于“主义”的论争，继而使社团因“主义”不同而分化。但“主义”一旦进入中国并置身于“社会改造”话语体系之中，也就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并出现了“主义”的“本土化”趋向，从而最终促进了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逐步地建立其话语权势。
——摘编自吴汉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话语与“主义”的崛起—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新儒学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末清初思想界发生变化的内涵。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五四运动时期社会改造的特点，并简析其进步性。
材料 明末士人不是喜欢到处讲学吗？动辄万人空巷，与其针锋相对，顾炎武发誓一辈子不讲学。不讲学干吗呢？结束抗清活动后，顾炎武在调查研究中度过了后半生。在近代革命志士身上，几乎都能看到顾炎武的影子。
一反理学的空想谈玄，顾炎武认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当时哪有今天的交通之便，他怎么跑遍大江南北搞调研呢？他带二马二骡，马当坐骑，骡来驮书，随时取阅。每到道路、关隘、河流，他就下马与书上记载对照，看看是否有问题。问老农、退卒，这里以前有多少驻军啊？道路通向何方？经过验证，书上不对之处就改过来，没有写的就加上去。就这样，顾炎武北游二十余年，踏遍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的山川河流。我们今天对中国历代军事、地理的知识，很多来自于顾炎武的调查。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调查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总结国家兴亡的知识，对他个人来说，还是反空谈的修身方式。
——金观涛等《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提倡调查研究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顾炎武调查研究的历史影响。
材料 颜元（1635—1740），字易直，河北博野人。出身贫寒，曾学医养家。24岁时，从事教学工作，一直持续五十余年。颜元讲了一段王学，两年后得朱子《性理大全》，改奉朱学。35岁时，思想转变，认为理学空虚无用，非周孔正道，但也反对汉代章句之学，提出以“实”为核心的教育思想体系。他批判两千余年来重文轻实的教育传统，他认为教育有“安天下”、“成个性”双重作用。主张恢复尧舜周孔之道，倡导用“三事”、“六府”、“三物”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颜元晚年主办漳南书院，把书院分为“文事斋”、“武务斋”等六斋，将教育思想付诸实践。颜元认为教人为学要主动，通过练习和实行来获取知识。颜元的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下市民阶层的利益，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摘编自施克灿《中国教育思想史》
(1)根据材料，概括颜元的教育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颜元教育思想形成的因素。
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二程把“理”规定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宇宙本体之“理”，这是“形而上”者；一个是万物、万事之“理”。如程颢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这个“理”，就是“形而下”者。再一个是伦理道德之“理”。“人伦者，天理也。”
——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材料三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是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了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时期儒学发展的变化趋势。
(2)指出材料二中对“天理”的认识具体包括哪三个层次？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理学形成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心学的特点。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起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大的影响。宋代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社会的教育需求远不能被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生。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推动南宋时书院进入鼎盛时期。
——摘编自陈来《宋代理学的特点及其对宋代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康熙帝有着极高的汉学修养，精通汉文化。他曾说朱熹的作品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还将朱熹提拔到孔庙第十一位配享哲人，给予尊隆地位。康熙帝命学者李光地删节修改《性理大全》，整理成《性理精义》，又主持编辑了《朱子大全》颁布于天下。康熙帝在位后期，程朱理学被尊为正统。雍正帝顺应三教并流的趋势，以儒释道相互补充。乾隆帝认为，程朱理学可以“化民成俗、修己正人”。乾隆帝下旨刊刻了《乾隆御定石经》，汇刻了《十三经注疏》等。理学当然不仅仅存活在庙堂之上，更渗透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诸如烈女传、节孝坊、忠义故事等，无一不是理学思想的底层体现。
——摘编自雷晓凡《程朱理学是怎样在清朝确立统治地位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理学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代前期统治者推崇理学的原因。
材料一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即汉武帝）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彰）《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燥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引自（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赞》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汉初“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在治国思想、政策方面的表现，并概括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上采取的措施及重要影响。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明代中期，在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大约从嘉庆朝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兴城市大量出现，手工业、商业经济日趋繁荣，新的市民阶层逐步扩大；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日益受到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新思想的挑战；随着民间的书院，讲会以及出版业的发展，文化前所未有地向世俗化的方向普及：中西文化也开始发生交流与碰撞。如此一系列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在这一时期涌现。早期启蒙思潮是这样的背景下孕育而生的。
——改编自袁行霈等《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中后期思想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的原因。结合所学，指出明朝中期“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并对“阳明心学”进行简要的评价。材料 史料一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据《史记》整理
史料二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据柳宗元《柳州文钞》整理
史料三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
——据顾炎武《日知录》整理
(1)根据材料，概括李斯、柳宗元、顾炎武对郡县制的看法。（任选两人作答即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分封和郡县之争进行评析。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孔子提出的“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有哪些，分析其思想遭到冷落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儒家思想存在的缺陷。概括朱熹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三大思想家为儒学注入了怎样的时代气息？分析这些“时代气息”出现的背景。
材料 王夫之早年有过与苗民、瑶民一起生活的经历，这使得他实地观察并体验了处于原始社会或阶级社会初期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从当地流传的人类起源于猴、犬的假说和对古代典籍深谙于心的知识积累中，王夫之将实地考察与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相互参照，得出了人类起源于动物、文明发源于野兽的崭新结论。王夫之认为，上古非黄金时代，“羲皇盛世”之类的传说并不符合实际。他指出，人类祖先“亦植立之兽而已矣”，这一提法在盛行祖先崇拜的明代中国，诚然是一个惊人的、大胆的创见。王夫之推测“中国”以外另有发达古文明；又提出“文化中心转移”论，认为诸文明“衰旺彼此迭相易”。他还指出，“郡县之天下有利乎？曰：‘有，莫利乎州郡之不得擅兴军也。’郡县之天下有善乎？曰：‘有，莫善于长吏之不敢专杀也。’”王夫之在中国文化史上是超越前辈的，正如谭嗣同所云：“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摘编自冯天瑜《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1)根据材料，概括王夫之“文明史观”包含的主要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王夫之“文明史观”的意义。
材料 部分中国学者关于“晚明”的论述
| 论述 | 出处 |
| “‘晚’并不具有怎样特殊的意义所在，它只是一种时间的表述。‘晚明’的正式说法，就是‘明代晚期’，‘晚明’只不过是一种更为简略的称呼而已” | 刘晓东《“晚明”与晚明史研究》 |
| “上起万历元年（1573年）下讫崇祯十七年（1644年）”，“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视角大异其趣，会给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 | 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 |
| “晚明与两个划时代意义的开端，即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和世界一体化的开端相联系”，“与以往朝代相比，白银货币化标志中国社会货币经济化的发展进程”，说明晚明社会“处于社会转型之中” | 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 |
| “从其社会形态来说，它（晚明）与汉、唐、宋一脉相承，又不同于汉、唐、宋末世的是，在社会母胎内部不可遏制地涌现异己因素，形成社会性的浪潮，不断地侵蚀封建伦理关系的统治序列” | 刘志琴《晚明史论—重新认识末世衰变》 |
——摘编自李佳《君主政治的演进与权力关系格局——关于晚明政治史研究的范式、问题与线索的思考》
(1)根据材料，概括“晚明时期的中国”的时代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时代特征并予以说明。（要求：特征明确；说明须史实准确，逻辑严密，首尾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