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据光绪帝即将被废甚至被弑的判断，多次以“逆后”“淫后”“篡位幽主”来形容慈禧，指出“寻常幼帝之位，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并向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求助。但此举在当时并没有赢得朝野过多同情，还有官员发出“诸人误上深矣”的感叹。后在日本政府逼迫下，康有为离开日本。英国之行后，康有为指出“盖废立之举，皆荣禄主之。故荣禄之罪，浮于西后”“西后误听其谗”。此后，康有为又推动海外华人以上书为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祝寿为由，请求太后归政于光绪。

——据贾小叶《戊戌时期学术政治纷争研究——以“康党”为视角》

材料一：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绩溪人胡忠在徽州创建了安徽省最早的桂枝书院。此后，这种我国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教育组织就扎根于徽州大地，至1906年各书院均改办学堂为止，前后延续了九百年。徽州书院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地方官员牵头，民间助资兴建；世家望族为方便族中子弟就读、培养士子业儒入仕举办的各种家族式书院；徽州理学家因讲学和传播理学需要，由讲学者本人或其弟子所创办的书院。其中以歙县紫阳书院最为著名，自1246年创建以来，一直是新安理学的中心。徽州书院以儒家经义为教学的核心内容。讲授重点为四书、六经。书院大多宗法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采取自主钻研、相互问答、集中讲解的教学方法。这些凝聚着先人智慧的精华，在古徽州大地上历经几百年的传递与强化，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良教育传统。

——摘编自姚辉《徽州书院教育研究》

材料二：1898年，清政府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但它真正实施科学教育是在1902年之后。京师大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有算学，格致学、政治学(含法律学)、地理学、农学等共10门课程，另设英、法、俄、德、日五种外语，增加了许多西学课程，缩减了经学课的比重。京师大学堂中科学课程的教学比较注重实验和观察等科学教育方法，为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于实际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学堂于1907年成立了“博物品实习科”,教学使用的模型、标本和图画都由学生自己动手制作。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从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直至行为方式等方面，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改革培养了早期的科学人才，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在传递和运用科学知识上发挥了先导作用。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材料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领导者们在筹划军事自强的同时，也试图在传统教育模式上嫁接近代教育的胚芽。1862年奕䜣奏请创办了北京同文馆，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广方言馆。后来，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马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洋务派又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1887年清廷同意革新科举，把算学科作为实用学科列为科举考试科目。1898年，在维新志士的推动下，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百日维新开始。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学中学西学之学校，废除八股，凡乡会试和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据统计，百日维新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谕令约占光绪帝这一时期所颁诏书的三分之一，改革的内容相较洋务运动时期更加深刻。

       ——摘编自余君、赵树旺《晚清政府的教育现代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