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历朝历代都采取政策增加人口。《周礼》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春秋时期，越国规定女子十七之前须出嫁，男子二十之前须娶妻，同时对生育的家庭给予奖励。战国时期，国家会派出医生照顾临产妇女，还为多胞胎户提供帮助。宋代政府下令“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代立养子法，准许无后嗣的民户领养孤儿，在各地创设专门收养弃婴的慈幼局或婴儿局，并设立举子仓资助贫困之家养子。宋初规定“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乃加其奉”“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明清时期延续了这一规定。

——摘编自倪玉平《中国古代的人口增加政策》

材料二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1941年，国民政府社会部邀请国内专家学者成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从事人口政策纲领之研究。1945年5月，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经过近四年艰苦努力起草的《人口政策纲领草案》以《民族保育政策纲领案》之名终获通过。“保育有两种意义：一求生育率的提高，二求死亡率的减少。”保育之更重大的任务，不但是要求民族体质健全，并且要求心智理性发展，以期中华民族，千年万世，续存于世界。该纲领提出奖助稠密区域之人口移植稀疏或边远地区，并且通过边区开发促进边民之繁殖。纲领还规定“鼓励健全夫妻之生育，指导适当的节孕，维护孕妇产妇之安全，以期优良子女之增加”。

——摘编自俞莲实《民国时期城市生育节制运动的研究—以北京、上海、南京为重点》

材料三   新中国人口政策变迁。

——摘编自梁建章《新中国70年人口政策的回顾》

材料一

一个人口达3万万之众的民族，被一小撮欧罗巴人打败，亚洲最大的帝国向西方贸易与文明开放，这便是现代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这场斗争之结果。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与民族扩张，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

据时人（1846年）记载：“松（松江）、太（太仓）利在梭布，较稻田蓰。……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削减大半。”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此冲击下纷纷破产。

材料二

材料三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毅然决然地率先发起抗战的号召、动员，并在东北地区组织开展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动局部的抗战逐步转向全民族的抗战。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以“兄弟睨于墙，外御其辱”的胸怀，放下了国民党对共产党血腥屠杀的仇恨，促成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创建了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不畏强暴，英勇杀敌，在消灭了大量敌人的同时，自己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在长期艰苦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中坚力量。

——摘编自曲青山《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材料   下图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业内迁示意图。据统计，从1937年8月到1940年底，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受其影响，福建、浙江两省自行内迁的企业有191家，拆迁机器设备总重量约12万吨。

材料一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开创了东亚的一个新时代。中国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斗争，取代了日本的主导国家地位，从战前的半殖民地状态一跃而为五大国之一及联合国的创始国，拥有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一票否决权。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二   从1937年到1941年，中国独力抗战，抗击了在中国本土的50万到70万敌军——大约是日本总军力的一半——此外还有20万到70万的驻东北关东军。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230万日本的海外派遣军中有120万被钉在了中国。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材料三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向苏联提供了4．5亿美元的矿石，向美国提供了价值7．48亿美元的桐油和锡、钨等矿产品，向英国提供了价值1．48亿英镑的农、矿产品，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

——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

材料四   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完全按照通常的经济规律运行。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

——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

材料一 洪武初年，朱元璋下“徙民之令”，以调整全国人口，大量移民逐渐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洪武二十年(1387)，明政府又两度组织移民入渝垦田。重庆府《云阳县志》载：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敕由湖广府城使采者。大量外来移民使重庆府存在众多双籍地人士(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其中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丰都县的杨丑瑛科举入仕后在其家乡建平山书院，“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文子弟诵读其间”。清初湖广民众身次移民四川时，甚至称川人“半楚”“半潇湘”。

——摘编自黄梅《“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八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全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以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群体，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督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三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下，对三峡移民实施“开发性移民”，确保移民“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从1993到2005年，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带上蔬菜种子、黄桷树苗，离开故土，“舍小家为国家”。重庆涪陵南沱镇村民含泪刨掉了蚕桑、龙眼、榨菜和柑橘树，重创新业。16万多外迁移民则带着家乡的泥土、三峡石，远赴十几个省市。三峡百万移民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精神：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

——唐润明《百万移民撼天地——三峡移民精神礼赞》

材料一   中国自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自此，许多中国人出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担忧，开始认真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语言甚至儒家文明的价值。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也都成为时人反思的对象。正是以此为契机，中国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都大大加快了。

——田庆立《甲午战争对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影响》

材料二   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旗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同心协力，一起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石源华《中华民国史（第十卷）》

材料一   1787年美国在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为美国制定了第一个治国方案——1787年宪法。宪法确立了联邦体制，联邦政府为各州的中央政府，按“三权分立”的原则构建。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2021 年 12 月 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