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18日，正当法国处正“山河已经破碎，民族存亡未卜”的紧急关头，戴高乐成立自由法国，在伦敦发出“6.18”号召，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6月25日，《申报》和《新华日报》等报刊全面地报导了相关消息。1940年6月26日，《申报》报道：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在此成立后，即有大批志愿兵纷纷前来该会报名投效”。《国家社会报》报道：“我们的真理是与其屈辱，无宁死亡。我们中国现在为自由独立而战，不能不对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同志们表示敬意。”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揭开欧洲最后决战的序幕。《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第二战场开辟了》，指出“我们要以胜利迎胜利，使东西捷报能互相辉映”。对戴高乐反对盟军控制法国行政的原则性立场表示赞赏。1944年11月25日，各大报纸刊载了戴高乐宣布“法国将参加对日作战。我们已经准备执干戈以共同戮力。”

——摘编自戴成钧、吕一民《戴高乐与自由法国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反响》

材料   边区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有关社会管理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如《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陕甘宁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等法规相继颁布和实施，有效地解决了垦荒、婚姻、禁毒等问题。农业上，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按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发起军民大生产运动。工业上，合理调节劳资关系，公私兼顾，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也照顾到私营工矿资方的利益。边区政府成立了自卫军以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建立了从军人到农民、从成人到儿童普遍涉及和涵盖的社会保障体系，还采取各种有力措施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生产生活技能。陕甘宁边区被建设成为当时全国社会管理方面的模范区。

——摘编自孙都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管理探析》

材料   革命战争年代，部分外国记者深入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通过采访领袖人物、农民群众、普通士兵身上所发生的一切，生动地展现了中共的执政理念、执政绩效和精神面貌，诸如“红军官兵生活一样”“（根据地的）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人民会支持、保护和给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提供给养”等记载比比皆是。一批怀有革命理想的仁人志士，执着于土地改革、平等精神、清廉自律的实际行动，诸如此类均成为民众认同、支持与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的根本动力，也孕育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

——摘编自李金铮《知行合一：外国记者的革命叙事与中共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