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依据波茨坦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迅速解除敌伪军的武装，收复一切敌占城镇交通要道，把沦陷区一万万六千万同胞赶快解救出来……一定要坚决扫除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逼迫敌伪军向我投降，彻底消灭拒绝投降的敌伪军，收缴敌伪军的武装，占领城镇和交通要道，摧毁敌伪组织和反动势力，维持革命秩序，建立人民政权！

——《〈解放日报〉社论》（1945年8月13日）

材料二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电令各战区：对敌可能之抵抗的阻挠，应有应战准备；并应警告辖区以内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对封锁地伪军应策动反正，并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包围集中之敌，先期控制敌军撤离后之要点要线，以待国军到达。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日本战败之际，杜鲁门认为，“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也没有”。8月10日，美国政府下达指令：利用日本军队作守备队，阻止共产党前进，以待美国帮助国民党把军队运送到华南并把美国海军调到中国海港，15日，杜鲁门的《一号通令》要求日本天皇命令中国战区的日本海陆空将领（除满洲外）都向蒋介石投降。根据这一方针，美国大力帮助蒋介石运兵到华北、华东，美国军队在天津、青岛等地登陆，10月下旬起开始助蒋向东北运兵。

——摘编自方连庆等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

材料一   二千余年基层管理体制诸多嬗变，大秦帝国确立的模式（乡官制度）基本不变：即在编户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教化、征税、治安三个部分组成的基层管理结构。而且，历朝政府都试图建立一种机制，发挥基层民众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功能。从奏汉时起，通过建立什伍组织，邻里监督，善恶相告，甚至有罪连坐，形成严密甚至残酷的监督体系。这种法家的治民之术即便在标榜独尊儒术的汉代以后仍未放弃，在唐代的邻保之制、宋及明清的保甲法中，不断地重现，足以说明它是行之有效的。

——摘编自张德美《古代乡官的嬗变》

材料二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治理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为抗日救国目标的实现和满足边区人民的生活所需，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探索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治理匪患，安定秩序：整治烟毒，移风易俗：革除婚姻陋习等等。边区政府还创新社会治理形式：减租减息，多方参与；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教育等。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边区农村社会治理取得显著的成果。

——摘编自姜秀华《陕甘宁边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