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59年8月，在内务部审核完各省贵族委员会制定的本省农民条例草案之后，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向沙皇递交了一份总结性奏折，将贵族对农民问题的总体意见分为三类。第一类贵族在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多数派，他们很少支持解放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己作为地主的物质利益，认为改革只会给他们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导致贵族贫困和破产。他们虽然宣称放弃农奴制，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隐性维持自己的权利。第二类贵族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的等级利益。他们大多是富裕而著名的地主，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英国式的大土地贵族，保留贵族等级的领地权和社会影响力，真正的目的在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第三类贵族主张完全废除农奴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权利，认为农民应该通过赎买将全部或部分份地变成自己的完全财产，保障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独立性。

               —— 张广翔、李振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 19世纪下半期,俄国的直接税发生了重要变化,按等级征税的制度被根除。对国库而言最有数果的直我应是企业活动,农民肩上的负有所战轻,但尚表办理全子线的光主农民被强行就范,赎金明显超过了人头税。间接税制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酒税收入又翻了一番,按收入量而言,关税仅次于酒税,19世纪下半期随着手续费和对外贸易的增加,关税在俄国税收中的作用急剧提高。总之,政府将征税重心放在间接税上成为税收跳跃式增长的基本原因。1861~1900年,俄国间接税收入增加了4.5倍19世纪末,俄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85%。虽然欧洲其他大国预算收入也以间接税为主,但未像俄国间接税比例如此之高。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20世纪初俄国税制与经济增长》

材料   日本明治维新过程中文明与文化的“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1840年，眼看一个老大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远来的“夷狄”小邦，日本朝野为之震动，这可视为日本人现代觉醒的开端。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或称“佩里扣关”，成为日本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甚至可以看做明治维新的起点。明治政府实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的“文明开化”政策，号召动员国人学西方，下令神佛分离，儒学被全盘否定，西装被定为官服。画家放弃了自己的民族风格，民族音乐让位于贝多芬、瓦格纳。一时间，“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如无本之木，缺乏支撑点，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冈仓天心针对“全盘西化”的倾向，提出了以回归儒学、恢复民族自觉、重建日本文化为目标的“亚洲觉醒论”。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材料   1871年7月，新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将建立近代教育体制作为重要任务，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2月，文部省颁布“设立女子学校公告”，指出“人所以能昌其家业者，端赖男女各知其职分也。今虽有男子学校，而女子之教未备，故此番雇西洋女教师，开官立女子学校。自华族至平民，若纳资费皆可许其入学”。这一公告表明女子教育被纳入近代学校教育体系，使日本成为东亚国家中女子教育起步最早的国家。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东京女学校、京都府立的新英学校及女红场、开拓使女学校三所女子学校在1872年内相继成立，这是近代日本最早的一批官立女子学校，从此拉开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序幕。

——摘编自戴婉莹《明治前期（1868-1886年日本女子教育探析》

材料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

——摘编自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材料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建议全体农民应当彼此和睦，以便时机一到一致行动。当时机未到来时，应当保全力量，自己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即是说要保镇静，任何人不要暴露自己。至1861年，俄国沙皇在“二一九法令”中宣布：“对自己全部土地仍然保持所有权的地主，在农民向他履行规定的义务的条件下，让农民长期使用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让他们长期使用法令中所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其他附属地。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拟定的那些法令要对农民和家务农奴未来生活的安排作出规定，建立农民公社管理制度；但为了保留对双方都有利的当地原有制度起见，朕听凭地主与农民进行自愿协商。”

——摘编自《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推行军事改革，大力发展海军。1868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在宫中审视了军务官的表折，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明治天皇立即谕令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础，在此谕令下，幕府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制下，各藩所辖的军舰也几乎“献”给了新政府，在天皇的旗帜下聚集了全日本可供海军使用的一切军规。日本兵部省计划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20年内拥有大小军规200艘，装各蒸汽铁甲舰50艘，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费等同的高度。为加快海军建设，明治天皇于1887年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作为海军建设费用，此举带动的海防损款总额达到103万。1893年，明活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此举再次带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1/4薪俸用作造舰。

——摘编自陆培法《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