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材料一   国际格局是世界上主要力量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相互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和态势。国际格局以国家实力为基础，反映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冲突与合作关系；具有明显轮廓并对世界发展起重要影响的近现代国际格局逐步形成，第一次是17世纪40年代经历了欧洲30年战争后形成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第二次是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形成的英俄普奥法多极格局，五极力量此消彼长，构成均势；第三次是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下的国际格局，这次的多极格局结构充满矛盾因而非常脆弱、短暂；第四次是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其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中心。这四次国际格局的转换都是在大规模战争之后，通过战胜国召开会议，是其意志妥协的产物。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二   在以往的几次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际法主要体现为国家协议的形式，其对国际秩序构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每次格局交替时和既有的国际格局出现危机预兆时，作为大国维持自己既得利益并保障其将来的利益的工具，是大国意志妥协的产物，并不能反映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的意愿，以此为基础所建立的旧的国际秩序是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国际法作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础已经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所认可，通过国际法可以将国际社会各国对于构建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意志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下来，并辅之以相关保障措施。

——陈小曼杨佳佳《国际法在构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

材料一：15、16 世纪(尤其是16世纪)被看作欧洲历史上的“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这一时期在“绝对权力”和“开明君主制”思想指导下的变革，建立了后世所谓的绝对主义(也可以说是开明绝对主义)国家，其最大特点是国王成为整个民族国家人格化的代表，国王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绝对主义国家对内保障私有财产权和法制，实行君主开明统治，对外实施强国策略。如1494年，英国治安法官取得了对郡长的绝对优势——正式取得了监控郡长的职权。根据亨利七世的立法，他们有权受理那些指控郡长敲诈勒索的案件并且可以不经陪审团而直接以简易程序宣判郡长及其从属官员的罪行。

——摘编自陈国申《从传统到现代：英国地方治理变迁》等

材料二：1901年，邓实、黄节等知识分子探索利用传统文化救国的方式，于上海创办神州国光社。神州国光社初创时期，积极宣传国粹，保存优秀文化典籍，相继出版《国粹丛编》《国粹丛书》等优秀古籍，创办《国粹学报》畅言国粹救国。此外，邓实、黄宾虹等人积极印刷出版金、石、刻、印、字、画等文化遗存，尤其是采用“珂罗版”印刷技术大量印刷出版美术画册。20世纪30年代，王礼锡任总编辑，国粹派彻底退出了神州国光社，他于1931年创办《读书杂志》，继而在该杂志上掀起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这次论战中多数参与者自称运用了唯物史观进行辩论。全民族抗战时期，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中国内忧外患历史丛书》，该丛书搜集大量明清禁书、秘本，对于民间非官方主流思想的发展状况多有挖掘。

——摘编自姜辉《出版与救国—神州国光社研究》

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