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皇帝要求地方官员要及时上报当地发生的灾害。一般是地方官员上报户部，再由户部奏报皇帝，皇帝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济措施或先核实灾情再采取救济措施。在灾害发生后，政府免费为灾区提供粮食衣物、生产工具等，这是明朝政府采取最普遍的措施。永乐十二年(1414)“河间府沧州、顺天、通州、固安县淫雨，宝坻县雨雹伤稼”，皇帝“令有司发粟赈之”。“景泰三年(1452)闰九月癸酉，免宣府前等十六卫所屯粮三分之一，以其早、蝗、霜、雹等灾也。”

——摘自谢行焱《明代国家的灾害救济机制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二：英国社会救助制度萌芽于中世纪时期基督教的慈善施舍和同业行会的互助互济。1531年亨利八世颁布救济物品法令，国家开始在社会救济中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随后英国社会救济制度框架与政策模式逐步建立，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济贫法，主要内容是规定地方政府负责办理救济贫民工作，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对贫穷家庭的孩子施行就业培训，对老年人、患病者和孤儿进行收容。

——据C.利斯和H.索利《欧洲前工业社会的贫困与资本主义》等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救助体系呈现出应急化、边缘化、基础化、民生化的演进特点。1993—2013年为基础化阶段，关注因经济体制转型而下岗失业、进而陷入贫困的群体，通过以低保为核心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与发展，为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并维护社会稳定救助水平。2014年以来为民生化阶段，重点对象为新时代背景下无法达到社会认可的基本生活标准的生活型贫困群体，为贫困群体提升生活质量，以实现兜底保障和“弱有所扶”的民生保障目标救助水平，逐步提升政策适应对象和范围；重视制度衔接和综合型帮扶措施，建立临时救助和“救急难”工作机制。

——据张浩淼《中国社会救助70年(1949—2019)：政策范式变迁与新趋势》

材料一：第一册刊登的丛刊词中提到：“吾国今日之社会，本际兹过渡时代，其旧者之腐败之野蛮之顽固，固当一一摄影，留为纪念；其号为维新者，率多幼稚，甚且支离，新者未得，旧者先失，以致非鹿非马，百怪千奇。”

材料二：图1、图2为《人镜画报》两幅漫画。图1的漫画中，两个清朝官员正在用锯齿砍伐着挂满“立宪”“自治”“教育”和“女学”果实的大树。图2的漫画中，四个幼稚园形象的小孩或站立或躺卧于一块写着幼稚园的门牌楼下，他们各自身上都有一件代表身份的物品，例如代表“政治”的小孩头上带着清政府的官帽，代表“军人”的小孩手里拿着一杆长枪。

——摘编自王敏《晚清（1884~1912）画报中政史新闻图像研究》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西周已有公开的人口调查，还有专司人口统计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期，为实现富国强兵，统治阶级建立了严格登记户籍的“书社制度”、呈报户口及税收的“上计制度”，加强了人口管理。唐朝政治家杜佑认为治国理政需要掌握详细的人口数字，曾尝试多种方法统计人口，如根据食盐消费量估算进行。明朝建立后，在全国推行“户贴制度”，制定了统一的填写要求和规定，其调查项目之完备，在当时世界上实属罕见。

——摘编自董友涛《中国古代人口统计发展史叙略》

材料二   1908年《预备立宪公会公报》介绍并讨论了日本东京的人口调查。1909年，清政府发布“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并公布民政和财政统计表式的详细解说。各地调查登记户口时，须核查登记外国人口、教民人口和每户的壮丁、学龄儿童。在此过程中，地方自治区域调查亦同时进行。

——摘编自李章鹏《清末中国的近代人口调查》

材料三   202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前六次相比，“七普”全面引入电子化方式进行登记，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实现数据的实时上传，还利用部门行政记录数据对普查进行核验比对。“七普”为了解全国人口状况和发展趋势提供了详细的分年龄人口信息，也为人口领域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摘编自张现苓《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年龄数据准确性分析》

材料一   元朝驿道不仅遍布中原地区，而且横贯欧亚，旁及中、西亚的察合台、伊利汗国。一度断绝的中西传统商道及中原北方民族贸易之路借此得以恢复。沿着商道东行的外国商人，来自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俄国、威尼斯、热那亚、西亚、中亚等地。从欧洲到中国路途遥远，沿途地理气候条件复杂、险恶，他们能携带大批金银珠宝、药物、毛料等商品来到中国，得益于驿道。驿站的直接或间接帮助，使欧亚国际商队长途贩运活动再度兴盛。《马可波罗行记》《通商指南》《柏朗嘉宾蒙古行记》等对这一时期的中西交往做了大量记录和描述。

——摘编自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三卷）

材料二

济宁士绅

材料一   据《（康熙）济宁州志》里的相关记载，洪武三十余年间（1368-1398年）济宁本州只出过1位进士（这与科举举措反复以至于中断12年之久有关）。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1464）里，济宁也仅仅出了12位进士。但是，从1545年到明亡的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每3年一轮的科考就产生1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后来考中进士。他们的户籍都在济宁本州，即便是来自毗近的城镇或乡村，他们或者在济宁城里的官学肆业，或者参与城里的文化与社会活动，或者在城内、城郊拥有房产和生意。总的来说，济宁科举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时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居于翘楚地位。

材料二   明代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济宁士绅是靳学颜（1535年进士，官至侍郎）和于若瀛（1583年进士，官至巡抚）。他们科举功名、宦绩卓著，诗文美名远播。靳学颜在退休后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赈济等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济宁士绅传统的奠基人。其“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他去世后，受到隆庆皇帝特别下诏表彰。

明代后期，济宁涌现出更多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士绅及家族。其中，徐标成为后代士大夫的楷模。他出生在距济宁城只有9公里的工商名镇安居镇，幼年便以聪颖、懂事称誉乡里，并在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之后他在明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树立了正直、勤廉、干练的形象。1644年，时任兵部侍郎的他在李自成占据山西、准备进攻京师的前夕殉难。

——以上材料均据孙竞昊《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

材料一   汉代循吏司法实践概览

材料二   自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历代正史多效其体，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不高，事迹相对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集中载录以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据统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外，十九部正史共记述了五百多位循吏的事迹。

——摘编自李大明《<史记·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材料一193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把原来只办理有限具体业务的四大银行组成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扩大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简称“四联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四联总处”的任务是设计和布局全国金融网，负责法币发行的调度等事宜，总揽战时物资的调剂以及后方贷款。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被政府占用，没有能力向民族工商业开展存放款业务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1941年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费后，边区银行遂积极主动落实边区政府“禁止法币流通，发行边币”的法令，截至1944年6月共发行边币38亿元。陕甘宁边区银行还以大量资金支持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放农业贷款和青苗贷款，同时对公营工商业进行投资和贷款。边区银行在抗战时期开展信贷业务的建设过程中，总结了一套金融事业发展的好办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围绕生产的业务方针，民办公助的群众路线，事业需要的贷款原则，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摘编自陈争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教程》

材料三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兼办工商信贷，并将人民银行的工商信贷部分出来，建立中国工商银行。人民银行主要集中加强信贷资金管理。同时，中国人民银行领导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管理外汇，充分利用国际信贷制度，为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1991年4月，基于卫星通信网的全国电子联行系统开始试运行，这为人民银行更好的执行国家信贷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1995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首次以国家立法形式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地位。

——摘编自谢川波主编《新中国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等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