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传统文明的法是依托君权构建的，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统治”，而不考虑以“法治”限制君权的问题。所以君权要高于国法，法是君王之法，也就是“王法”。与之相应的是，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只是讲到王子，而不是“朕”或“寡人”。由于“国法”是君主统治的手段，故而刑法重于民法，治吏重于治民。因而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法基本上是“政法”或为政治服务。…：…从夏、商、周到秦汉，建立在“血统”上的家法、宗法和国法之间的联系不断固化， “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中天理、人情与国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另外， “礼”与“法”在本源上是一体的，其核心表现为“恭行天理、执法原情”，“家族本位，伦理法治”等。
——摘编自王鸿生《历史的瀑布与峡谷》
材料二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
材料三 改革开放后，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1986年我国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为与世界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20年5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和近代法国民法典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法国民法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形成的不同背景，并谈谈对法制建设的认识？
材料 按明朝体制，嗣君登极后，辑先朝实录。《明实录》史料来源于《起居注》等原始档案以及皇帝诏令、官员上巯、文集等资料。《明实录》史官们对于这些材料的处理方式，既有原文照录，也有删减增进，还有改写润色。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诏书，宣布开设科举考试，这份诏书被称为《开科举诏》，《明太祖实录》载有这份诏书。这份诏书出自儒士王祎之手，所以其文集《王忠文集》也收录有这份诏书。下面是两份诏书的节录对比（下划线是主要不同之处）。
| 《王忠文集》 朕闻成周之剑，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因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今朕统一中国，外抚四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伤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采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耀，佼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敢有游食奔竞之徒，坐以重罪，以称朕责实求贤之意。 《明太祖实录》 朕闻成周之制，取才于贡士，故贤者在职，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风淳俗美，国易为治，而教化彰显也……今朕统一华夷：方与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虑官非其人，有殃吾民，愿得贤人君子而用之。特设料举以起怀才抱道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握，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彼游食奔竞之徒，自然易行。 |
——摘编自刘小龙《〈明实录〉科举史料价值探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两份史料下划线处的不同之处予以解释说明。材料一 在古人心目中、“礼”是“准则法”，是法律规范的根本原则或灵魂，法律应该符合道德。法律与道德在运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是严守法律而违逆道德，还是严依道德而修正法律？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屈法律而全道德，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的职能，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
——摘编自许世英等《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开庭富有浓厚的宗教仪式的色彩。法官高居法庭正中，身着黑色法官袍，头戴披肩的假发，宛如教堂壁画里传教布道的上帝。法庭的布置、严格的出场顺序、尊敬的辞令、手按《圣经》念出发自肺腑的誓言，这些像宗教仪式一样被戏剧化了的法律的各种仪式会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忠诚本质。在西方法律制度中，正如在西方宗教制度中一样，衍续的历史意识相对较强，以致剧变也被有意识地解释成为保存和贯彻传自过去的观念、原则所必须的。法律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是已经被权威者载入成文法的各项条款，或是前任法官在类似的情况下所作的判决，以及其他的权威渊源。《摩西十诚》中的要尊敬父母，禁止杀人、通奸、偷窈、作伪证和欺诈等戒条成为建立各个法律部门的基础。这是法律的宗教性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张冉《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并简要评析这种法制理论和实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伦理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代处于我国帝制时代的鼎盛阶段，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树。唐代的法制建设吸收了前代法制的精华，又结合唐代社会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改造。基于对法制重要性的认识，唐太宗等人非常注重法规的制定。根据唐太宗等人的立法思想，唐王朝着手完善法制体系。唐代的法制体系，包括律、令、格、式等四种法律形式。唐律的制定和修订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在第三个阶段制定的《唐律疏议》曾被长期沿用。唐代法制同时注重法制的教化功能。唐律是综合性法典，面向全社会，旨在禁暴惩奸，但它“防范甚详，节目甚简”，废除了前代的许多肉刑、酷刑，坚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立法原则，礼法并用，刑罚较宽，体现了文明教化的精神。唐代法制注意规范司法的流程，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一套严密的司法机构，以保证法律的执行。
——摘编自王双怀《唐代法制建设的当代镜鉴》
材料二 作为一个回应外部世界挑战、挽救国内政治危局的被动之举，晚清司法改革试图在不触动固有体制根本基础的前提下，改造以司法与行政合一为基本表征的传统型司法体制，代之以推行司法与行政分立、体现司法独立要求的近代型司法体制，藉以收回被西方列强攫取的治外法权，恢复中国的司法主权。这场从中央到地方渐次展开的大规模的司法改革运动，客观上导致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体制的历史性的重大转型，催生了一个具有浓厚西式特性的近代化法律与司法体制，从而开启了中国法制与司法现代化的历史先河。然而，这一司法改革运动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中断了进程，非但未能最终全部达致其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为随后到来的辛亥革命及以后新的司法变革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司法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国司法转型发展的一个试验样本，给后来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司法变革的历史遗产。
——摘编自公丕祥《国家与区域：晚清司法改革的路线图》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法制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司法变革的背景，并对这一变革作出评价。
材料一 伴随着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中国开始由农本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而传统司法不仅无法调适这种变化，其弊端还受到广泛的抨击。如何启、胡翼南就尖锐地指出：“今者中国之律例，其有平乎？无也！罪案未定，遽用刑成，何平之有？供证无罪，辄罹笞杖，何平之有？毙于杖下，意气杀人，何平之有？瘐死狱中，有告无诉，何平之有？有凌迟枭首，死外行凶，何平之有？”就连晚清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也在江楚会奏变法第二折中毫不犹豫地指出：“滥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虽有良吏，不过随时消息，终不能尽挽颓风。”
——摘编自吴永明《创制与革新：清末司法变革论析》
材料二 民国时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被“救亡图存”“保国保种”等理念所笼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逐渐远离中国传统司法经验，在破除旧弊的时代里，社会精英抛弃了传统司法的精华，汲汲于从西方的经验中择优良者借鉴使用。而近代司法变革的过程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制度选择之中茫然与迷失的重要体现。司法的正常运转需要借助诸多内外环境的支持，在国家独立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之下，司法独立和司法自身的价值很难被人认识到。国民政府先后数次的司法改革并没有带来预期稳定的法治秩序，反而因加速了旧秩序的灭亡而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
——摘编自江国华、李福林《迷思中的司法与社会：民国时期司法的社会本位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社会抨击传统司法所反映的实质，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司法改革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司法建设的看法。
材料一：这种家族本位的法律伦理并非完全是穷途末路的罗网与糟粕。“礼法合一”的律法结构形式，以“礼”与“法”的相互勾连，将“人”“家”“国”三者天衣无缝地统合起来。显然，家族本位伦理如果能够剔除专制主义与身份等级的控制色彩，不过分扬尊抑卑，不颂扬等级差序，不轻视个体人格价值，那么,其内在所蕴含的仁爱孝悌的亲情法则、谦和好礼的交往法则、诚实信用的经济法则、克己奉公的社会法则，都不失合理性及有效性。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二：在清末民初律法的演进中，中国传统伦理坚守着“经世之学”的信念，西方近代伦理也同步进行着大举侵入。律法的方向从“变法不变道”转换为“变法也变道”,律法的主体从“臣民”转化为“国民”,律法的主旨从“家族本位”转化为“个人本位”更进一步发展为“国家本位”,律法的标尺从完全的“重义轻利”转化为部分条款的“重利轻义”。清末民初的律法不停更改着自己的伦理内涵及具体条款，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传统伦理的现实价值并没有被定格在历史的尘烟中，而是再度如浪潮般回卷、复归。
——摘编自吴留戈《清末民初律法中的新旧伦理冲突》
材料三：在近代社会转型和法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法制确实在向西方标准转型，表现为西方形态化移植、引进、吸收西方的制度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外倾运动方向，这是一个从被迫到主动、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除此之外，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转型还有一个内倾的运动方向，或者说是“中国化”的运动要求。这与法律西方形态化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法律近代化转型。
——摘编自张晋藩《“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传统法律伦理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特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其对当今依法治国的启示。
材料一 西周时期以年龄作为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依据。秦汉时期分别以身高和年龄来作为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依据。相较于此前仅对矜弱恤幼作老、幼之分，唐律把老、幼以具体年龄段细分，据年龄段量刑处罚，其中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年龄划分为：十岁至十
五岁；七岁至十岁（不合十岁）七岁以下。这三个年龄段的未成年罪犯在判罪量刑时皆有不同条件和程度的宽宥。此外，唐律还提出了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免罪、上请、收赎等三种法律特权，以最大限度去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时期以犯罪年龄为依据，对未成年罪犯予以单独关押监禁，发展出了专门的少年监狱。清代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界定以年龄为依据，但又不拘泥于年龄，而是充分考虑案件本身的特殊性。总的宽宥原则是
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作刑罚处理；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杀人应死罪当上裁。
材料二 乾隆四十三年，四川盐亭县两名九岁的小男孩刘縻子和李子相一同放羊，刘縻子向李子相讨要了午餐葫豆，李子相分给了刘縻子。刘縻子食毕却再次讨要，未果，刘縻子开始辱骂、殴打李子相，二人纠缠中，李子相被推倒，不幸当场丧命。依《大清律例》，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享有法律宽宥特权，然而，乾隆却驳回了地方督抚“拟减等至杖一百、流
三千里，照例收赎，追埋葬银二十两”的上请，按照正常律法判处刘縻子绞监候（相当于现代的死缓）。
——摘编自夕惕《明德慎罚：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怎么判？》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的特点。(2)请你对材料二中的案例进行评价。
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过去在法学理论界，讲到法律制度的划分，好多都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来划分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从阶级属性讲，西方国家的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都属于资本主义法系。对于资本主义法系，恩格斯曾经指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这种法律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
——栗战书《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材料三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发展道路。1840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了改变国家命运，尝试了多种宪法制度，都未能改变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状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导力量。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这一切，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宪法制度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宪法与时俱进，不断回应人民对宪法的期待。
——韩大元《增强宪法自信筑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宪法根基》
请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西方法律制度的局限性。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列举新中国成立后“宪法与时俱进”的史实。
材料一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原始社会时期已经有对阴阳、生命的认知；殷商统治者用以龟卜等手段窥测天意。周人提出“天命靡常”的新观念，强调统治者要“以德配天”，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形成“天人之际，合而为一”的“天人感应”思想。宋代，理学家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掘，提出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天人合性论。至明代，心学，发展了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心就是天理。
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培养了国民仁爱温良和善的品性，更赋予了中国传统法律特有的文化内涵。如秋冬行刑、秋审制度、主张刑罚适中、施行德教的制度与原则。将天人合一思想落实到国家治理的政治法律现实生活中，就是实现以和为贵的社会环境与氛围，这是中华法律文化中经世致用元素的重要体现，也是圣君贤臣希望能够达到的治国理政的最好境界。
——摘编自何勤华、张顺《从“天人合一”到“以和为贵”——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法理创新与实践》
材料二 宗教与法律作为调控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并且紧密联系。法律在文化上的独立性，可以说是宗教文化长期培养的结果。法律最初的绝大多数禁条几乎都反映着宗教伦理方面的禁忌；最初的执法活动几乎全部被祭司所垄断，而法律观念则纯粹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被广泛传播，后来影响法律制度，产生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公元9世纪开始，大洋彼岸基督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圣经》为法律总源的教会法不仅牢牢掌控着整个宗教世界，同时也伸向了世俗社会。《圣经》对西方自然法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圣经》中诚实、公正的观念对形成西方衡平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自由、人权的理念，社会契约和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与宗教的新潮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宗教方面的共识深刻地影响着近代法律的面貌，甚至法律的通用语言、惯常程式，以及汇集而成的传统都是在宗教文化的氛围中发育成长的。
——摘编自王景斌、周伟科《从关联性视角看宗教与法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形成的特点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对近代西方法律的作用。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法律与教化关系的认识。
材料 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鼎，以后诸侯国纷纷起而仿效。随着法律的公开化，“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战国初年，魏国的李悝在总结各国法律的基础上，编定《法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体系的法典著作。《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是一部诸法合体分篇而以刑为主的法典，商鞅变法的《六律》就是仿照《法经》的内容和体裁制定的。……中国古代法规中不但有一般的惩治刑事犯罪的内容，还载有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条款，既包括了军事、财政、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职责，又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不但详列了判决量刑标准的实体法，还包括具体处理诉讼、办案断狱的程序规定。此外，还明确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责、待遇和具体工作细则，乃至考课、升贬、休假、丧葬之制也无不在内。律、令、格、式、例和诏敕、上级批详等长期并行。
1870年，清政府进行了一次法律修改，虽然是小修小改，但还是迈出法律变革的第一步。1889年，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新思想日益深入人心。随后，由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缔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统治岌岌可危，清朝政府被迫承认，不变法实难苟存，一些高官权臣们也认为不图强则不能自立。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驻美大使伍廷芳等主张兼取中西，着手修订法律，得到清朝政府的同意。
——摘编自韦庆远、柏桦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法律法规建设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