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世纪的经济大变动，为17世纪英国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动力。又正是17世纪英国的社会流动，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创造了基本的社会条件。

——据成德宁《17世纪英国的社会流动与结构变迁》

材料二   1864年美国政府成立了移民局，通过了《鼓励移民法》。由于美国采取了多种鼓励自由移民的优惠政策，大量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据统计，在1850—1940年，大约6000万人离开欧洲，其中约一半去了美国，其余的去了拉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等地区。

——据帕尔默《工业革命——变革世界的引擎》等

材料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新的国际移民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移民活动之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联合国的数字表明，全球移民总量从1965年的7500万增长到1990年的1．2亿。这一时期，移民的流向发生根本性逆转，主流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居。而劳动移民成为移民主体，其中高素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移民成为突出现象，同时也形成了一支以大量的难民、非法移民以及女性移民为主体的廉价劳动力移民群体。

——据李其荣《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人口迁移》等

材料一

材料二   二战结束初期，大量亚欧苦役劳工返回祖国，战败国日、德士兵和平民被遣返回国；50年代后，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西方殖民者被迫回国。60年代以来，欧洲的向外移民越来越少，而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向外移民显著增加，整个欧洲都在吸收大量外来移民。……到了80年代，除日本之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也开始大量吸收外来劳工移民。

————摘编自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

材料一   宋初，在四川地区设立茶场司，陕西秦州建立买马司，负责茶马贸易，后因榷茶和买马的业务迅速发展，遂将二者合并于成都，设茶马司，负责茶叶的征榷、运输、销售及买马事宜……吐蕃是当时贸易的主要参加者，产品则多为青藏高寒草原地区的牛、羊、兽皮、药材和其它农副土特产品。汉族地区的绸绢、布匹、陶器、食盐和其它手工业品以及农副土特产品也太量流入少数民族地区。甚至远在红海的阿拉伯人也积极参与进来，他们贩运印度、缅甸地区的犀牛角到中国，再将西藏、云南的香料、香药等转运到国外。

——马巍《宋代丝绸之路新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中后期，随着一些新兴产茶国的崛起，我国在世界茶叶市场中的份额日趋减少。面对这一颓势，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茶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公司法》的颁布，迎来了一个引进制茶机器、兴办茶叶公司的小高潮。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减免茶税的条文，但我国业茶者多为分散经营，无力采用机器生产，晚清政府国库亏空，无暇过多顾及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无视减税条文。1919年，英国为了确保印度茶叶的销路，拟对华茶征收特别税，使华茶市场雪上加霜，但北洋政府无力与英国交涉，最终，华茶外销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马蕾《1900—1920年中国社会挽救华茶的努力》

材料一   17世纪末的英国，越来越多曾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等阶层生活，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追求生活舒适和便利，同购买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曼德维尔（1670—1705）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品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这场大讨论使人们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大讨论也使人们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机遇。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二   1931年10月1日，《申报》刊载了《抗日会决议对日绝交范围》：“（一）不买日货，不卖日货，不运日货，不用日货：（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给日人：（三）不乘日轮，不以货物装于日本轮船，不起卸日货；（四）拒用日本银行钞票、提取日本银行存款，对日本银行停止收解；（五）不与日本人工作；（六）不雇日本人；（七）不登载日人及日货广告；（八）不接待日本人。”

材料三   近代中国，洋货凭借其质量与价格的吸引力，在市民追求社会地位与时尚潮流的过程中，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然而热衷于选购国货，并希望借此实现国强民富的观念也长期影响消费潮流。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并严令各省市总商会，国货商品必须冠以国货字样：社会上也出现了要求商店销售国货并禁售洋货的呼声；与此同时，中华总商会以及各地商会纷纷颁布有关国货销售的章程；当时的新闻媒体也在积极宣传国货；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将次年定为“国货年”。国货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对普通民众的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转变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摘编自谭玉秀、范立君《消费行为下的家国情怀——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货运动再思考》

国内外部分“三兔共耳”图案

材料一   敦煌莫高窟“三兔共耳”图案统计表

——据《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国外“三兔共耳”图案主要分布表（部分）

——AllisonMeier，TheMysteryoftheThreeHaresMotif，etc。

材料二   关于“三兔共耳”图案的起源地，主要说法如表

中国说	该图案现存最早发现于敦煌，所采用的“共生”创作手法，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已经存在，也与战国三兽纹、汉代三雁纹、三鱼共头等如出一辙，故应主要起源于中国传统纹样    三兽纹，战国铜盖                    三雁纹，汉代瓦当
印度说	该图案仅见于敦煌，在中原、江南等中国文化核心地区未见遗存。而莫高窟为佛窑，故该图案应该具有佛教内涵，与印度佛教中佛陀转生为兔等传说应该存在内在关联，故应起源于印度
中亚或两亚说	该图案与历史上波斯（今伊朗）、萨珊（今伊朗）、粟特（今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等的类似纹样及艺术风格存在相似之处，而敦煌艺术中狩猎纹、翼马纹等装饰纹样同样与波斯风格相吻合

材料一   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的正统阅读始终是中国古代阅读文化的主流。在封建社会早期，阅卖尚且是一种奢侈，把阅读作为娱乐则更是达官显贵和家境殷实的文人墨客的专利。封建社会中期以后，阅读娱乐性明显下移，尤其是明中期以后，戏曲小说成为传阅自娱的主要读物，就连女性也加入其中。……明清两代，更不乏将自己的认识和亲身感受记录在著述中的文人。当然，读者的阅读目的至少具有以上一种或兼具其中几种，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下层百姓，加入了阅读的行列，读书目的分化愈加明显。

——摘编自王余光主编《中国阅读通史》等

材料二   晚清的阅读革命经过了一个较长的酝酿期。新式媒体、新式出版机构及西学类书刊的增加，为阅读革命的生成提供了足够的技术支撑条件，但并未使潜在的阅读革命转化为现实。甲午一役后。为了救亡，士大夫阅读的主题逐渐由四书五经转到西学，关注的焦点正由内而外、由古而今，推崇的学问家由诸子百家转为卢梭、孟德斯鸠等，士大夫津津乐道的关键词正由仁义、纲常、名教而转为民权、自由、革命等。一场外力推动型的“阅读革命”正悄然兴起。

——摘编自闾小波《论晚清阅读革命的兴起及政治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