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世纪西欧的学校教育最初笼罩在神学迷雾之中。教会在教堂和修道院里大多附设有教会学校，主要培养神职人员，文学、艺术、法律、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是宗教神学的“婢女”。11世纪时，城市里出现了私立的行会学校、市民学校等，主要培养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类学校注重商业、法律和数学知识的传授与计算的训练，有的还用本地民族语言讲授，很受人们的欢迎。与此相应，一个新的职业塾师阶层形成，他们以教育为职业，其中不少人既精通神学，也熟谙法学、古典哲学乃至自然科学。

——摘编自孟广林《世界中世纪史》(第2版)

材料一：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迅速上升。泉州成为内连晋江，外接东南亚的重要港口，泉州在北宋朝廷设市舶司以来，“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号为天下最。”“番商”出身的蒲寿庚长期掌管市舶司，其家族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至元代时，泉州已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街头出现“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况。

——钟羡芳、徐文彬《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遗址点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形成机制》

材料二：明朝中叶，东亚海洋形势发生了巨变。以澳门为基地的葡萄牙船队几乎垄断了中国生丝与丝织品在日本的贸易。西班牙殖民者在1565年占据菲律宾后，开辟了自菲律宾马尼拉至墨西哥阿卡尔科的“大帆船贸易航线”，把墨西哥银元载运到马尼拉，换取中国商船载运到马尼拉的生丝和丝织品。海上丝绸之路至此已发生了新的变迁，在向西经东南亚到印度洋、非洲的基础上，增加了向东经马尼拉，越过太平洋到达美洲大陆，然后再经墨西哥湾、大西洋延伸到欧洲大陆的航线。此后荷兰等国的介入，进一步使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从区域贸易航线发展为全球贸易航线。

——李金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变迁》

材料一　唐代中期,社会政治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和阻塞,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大发展时期。汉代的中国海船航行到印度黄支国,还有“苦逢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到唐代中期以后,中国商船从广州航行至波斯湾尽头的末罗国,航期只需89天。除了丝绸外,沉重而又易碎的瓷器成为外销出口的大宗商品。在进口的货物中,唐代的统治阶级对香料需求量很大,而香料的产地集中在大食和南海地区。不论是陶瓷的出口,还是香料的输入都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把我国古代的发明创造,如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传播到世界各地。

——摘编自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

材料二　16世纪的航海探险和建立殖民帝国使局限在狭隘范围内的地中海贸易扩展成为世界性的事业。意大利城市对东方贸易的严密的和狭隘的垄断已经彻底被打破。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从此相对地默默无闻,而里斯本、波尔多、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阿姆斯特丹的港口船只汇集,商人的货物架上堆满了商品。除了东方的香料和纺织品以外,现在又有了北美洲传入的土豆、烟叶和玉蜀黍,西印度群岛的糖蜜和甜酒,南美的可可、朱古力,非洲的象牙等。从西半球大量运进白糖、咖啡、大米和棉花,使这些物品不再成为奢侈物件。海外发现和征服海外领土的另一个显著结果是贵金属的供应的增长。事实上,几乎要在五十年以后,从美洲运来的财富的影响才发挥出它们的威力。

——摘编自[美]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清代俄国社会形成了普遍的饮茶之风，在许多俄国人看来茶叶的价值已经远超货币，随着欧洲与俄国对茶叶需求量扩大，穿过蒙古草原延伸至圣彼得堡以及欧洲各国的万里茶道。万里茶道涵盖了茶叶的栽培、采集、加工、运输等各个环节，其中晋商是贸易中的主力，取得了在蒙古地区的垄断地位。以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为标志，中俄以国家名义承认边境贸易合法化。这也是万里茶道由官方开始经营的开始。

——摘编自倪玉平《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

材料二 茶叶在欧洲发展过程中与各国传统风俗和饮食习惯融合，形成各国独具特色的茶文化。17世纪，荷兰上层社会风行品茶，妇女举行茶会招待亲友，为女性提供了饮茶和交流的空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的男女平等。英国根据本国文化进行创新，为促进国内糖的消费，鼓励人们饮茶时加入糖，同时饮茶有益健康在英国形成共识。欧洲人创造出许多和茶相关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另一方面欧洲茶馆的活动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摘编自车兵、蓝江湖《丝绸之路上中国茶文化的传播》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上接夏商周特别是西周时的礼乐文化，形成了“和而不同”的诸子百家之学，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后来的中华文化都可以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找到原始的基本论点，即文化基因。汉代以后，中国历史上就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文化共同体，之所以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为祖国的疆土的开发、建设，为中华文化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汉族与少教民放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会通，构建了中华文化的家园，其中积流着民放的智思、民族的价值尺度、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具有自身的特性。

——张岂之《深刻认识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19世纪未，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间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三   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的吸引住……中国由于其儒家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军事才能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崇为模范的文明。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此后中原每经一次较大的政治变动，如淝水之战、刘裕北伐等，都会有一次较大规模的人口南徙。据研究，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的1/6。北来的侨民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史书中关于“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和“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的记载很多。十六国以来，许多少数民族在中原与汉族杂居，一遇变乱，同样成为流动人口。

——摘编自曹文柱《乾坤众生》

材料二   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显然缩小了的数字，在厦门被掠卖出国的华工人数，1845年一百八十人，1849年二百八十人，1851年二千零六十六人。香港总督包令（1854～1859年在任）在亲眼看见厦门掠卖华工的情况后，不得不承认：“几百个苦力胸前各自按照准备把他们送去的地方，分别打上C（加利福尼亚）、P（秘鲁）或者S（夏威夷群岛）等印记。”

——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三版）

材料三   新加坡社会具有高度的异质性，缺乏社会向心力所需要的同质性因素。英国占领新加坡后，不追求同化当地民众。为了开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把新加坡定为自由港，建立了自己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实行总督制，并从东南亚地区招揽大量劳动力。华侨从1830年占总人口的30%到1860年超过65%。它还一直都是东南亚移民的中转站，人口流动性较大。

——摘编自郑维川《新加坡治国之道》等

材料一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

材料二

材料一   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大批耶稣会士来华，其中包括利玛窦、邓玉函、汤若望等人。他们在接受中国传统风俗与生活方式的前提下，传播西方文化。地理方面，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数学方面，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物理机械工程方面，邓玉函、王徽译绘《远西奇器图说》；此外，还涉及天文历算、水利技术、欧洲古典哲学、美术、音乐、建筑等方面。就其知识水平而言，基本上代表当时欧洲知识界的平均或最高水平。

———摘编自宁欣《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三   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