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莫奈（1840—1926），法国杰出画家，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被称为“印象派之父”。1872年，莫奈开始创作《日出·印象》，画中采用直接戳点的笔触描绘出薄雾中不清晰的背景，非准确的描画使几只小船依稀可见。当时很多画家对这幅画持反面意见，但莫奈这种创新的绘画风格因此声名远播。莫奈终其一生都执着于追求光与色带来的瞬间印象，用画笔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通过不断的努力，他带领一群艺术家，打破了以往保守的思想学术，将视角转移到更具冲击力的纯粹的视觉感受上，采用了与以前不同的创作技巧、观念和程序，淡化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光与色的画面效果，极大地冲击了19世纪后期占据西方画坛官方艺术的主导地位，揭开了绘画史的新篇章。后来的一些画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受到了印象派的影响。

——摘编自孙逸淳《莫奈的光与色》

材料一   大约早在明万历十三年，在马尼拉经商的西班牙人曾把其在当地雇用的中国仆役等带到墨西哥。这大概是“苦力贸易”最早的前身。以契约工形式把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贫苦劳动人民拐骗至拉丁美洲当劳工，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在19世纪中叶发展起来的。“苦力贸易”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以前，人数不多且非法。（二）从1840年到1874年是高潮时期。其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苦力贸易”合法化后人数暴增，去向以古巴、英属圭亚那和秘鲁等地为主。（三）从1875年到20世纪初，“苦力贸易”禁止后以“自由移民”的幌子进行拐骗，不过人数已锐减。

——摘编自罗荣渠《十九世纪拉丁美洲的华工述略》

材料二   拉丁美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奴隶创造的，其中就包含着广大华工。秘鲁由于有了苦力的劳动，其甘蔗在1875年产量增长35倍以上。张荫桓在其《三洲日记》中记叙：“秘民……遂亦种稻，赖华工为之，岁仅一获，米却不恶。”直至今日秘鲁水稻的单产量仍居拉丁美洲首位。由于“苦力贸易”比非洲“黑奴贸易”有过之无不及，华工们反殖民奴役的斗争同拉美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拉丁美洲各地的华工在解除契约以后，很多人成为独立的劳动者，他们勤奋、简朴的作风给当地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西方新老殖民者和种族主义者却极力抹杀这一事实，给华人苦力贴上“黄祸”和“民族灾难”的标签。

——摘编自张铠《十九世纪华工与华人对拉丁美洲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国民”二字在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中已出现，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重获新生。晚清“国民”二字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20世纪初，“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保有国家主人翁意识；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国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

——摘编自李孝迁《“制造国民”：晚清历史教科书的政治诉求》

材料二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族群构成的国家，三个主要族群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均是来自周边大国或文明区域的移民，其国家的建立是由于族群冲突和族群政治分歧被动成就的。因此，新加坡致力于将多源流的移民社会整合成共同认同新加坡国家的国民社会，形成一套新加坡的“民族—国家”体系、新加坡人的公民认同和新加坡多元族群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国家通过威权政治体系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大众媒体等方面进行制度化建设，塑造共同价值观，培养国家认同。在学校、社区等场域中不断强化公民概念和国家认同，塑造“新加坡人”的概念，建构地方性知识，培养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情怀，让每一个老百姓都有国家自豪感，有与国家休戚与共的主人翁意识。

——摘编自赵泽琳《“多元”族群与“一体”公民——新加坡多元族群治理与公民意识塑造》

材料一　　1906年，清政府改原刑部为法部，专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在此以前，清政府还在一些地方创建巡警，1905年增设巡警部，第二年改为民政部。力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司法组织，名曰“司法独立”，实际上审判大权仍操之于皇帝和地方大员手中。《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和《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均规定区分民刑：凡诉讼而“审定罪之有无者属刑事案件”“审定理之曲直者属民事案件”。审判衙门分为初级、地方、高等审判厅和大理院，实行四级三审制。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所定的一系列原则，如回避、辩护、公开、合议以及起诉、上诉、执行等程序，从而在法律上改变了封建的司法程序和制度，但在实践中，大都仍沿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仿效西方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在审判机制上倾向于“四级三审制”。面对前朝官吏苛刻残暴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等司法恶习，临时政府明令各官署不论审理何种案件，一概不准体罚和刑讯逼供。量刑的轻重尺度就应“以足调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平为准，而不应过分强调重刑、酷刑、苛暴统治”。革命派力主将“法官独立审判”纳入正常的法制轨道，严格法官考试制度，注重考核，还设立专门机关掌管法官考试。南京临时政府曾计划建立律师制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训令中指出，“律师制度与司法独立相辅为用，夙为文明各国所通行，现各处纷纷设立律师公会，尤应制定法律，俾资依据”，“大小诉务，仿欧美之法……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

——摘编自邱远猷《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

2021年10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1月央视推出《中国考古大会》，致敬中国考古，探寻中华文明。

材料一：中国考古学继承了传统金石学的部分思想和方法。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北宋时期，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一金石学兴起。 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几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敢于疑古创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对宋代金石学的产生有开山之功的刘敞、欧阳修等人，就以敢于率先怀疑旧说、创发新义而著称。除此之外，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为金石学的兴起并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摘编自刘心明《略论金石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材料二：19世纪末，欧洲近代考古学便已步入成熟期。1921 年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河南仰韶村首次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而提出了“仰韶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这次考古首次直接而有效地把近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都带到了中国，是促成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近代以仰韶、殷墟考古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使“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

——摘编自钱耀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

材料三：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系。1987年为加强对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中国考古队赴巴基斯坦、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互鉴与交流。

一摘编自刘国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重任》

材料一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要义，主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刚健有为、天人协调的精神，这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是教人们在面对苦难时要保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品质。其次，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中，人是中心，强调的是先做人后做事，这种思想在当前素质教育之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最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家是人们避风的港湾，父母之爱与民族之爱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使得民族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十分强大，也正是这种文化才会使得中国人心中始终怀有落叶归根、血浓于水、尊老爱幼、厚德载物的认知。

——摘编自张应杭《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五四运动是影响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发展的重要事件。作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五四运动通过继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守转化的价值根基，开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为转化确定前进方向，以民主科学冲破封建主义思想桎梏赋予转化时代特征，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转化提供领导力量，开辟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转化提供现实支撑，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传统文化转化的创造性。进一步深入理解和思考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应紧紧围绕革命性这个核心问题来深化。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近代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改变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据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流民出洋的原因所作的调查显示，因“经济压迫”而出洋者占69.95%。当时，英国、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南洋正处于加速开发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南洋诸国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马来西亚联邦最大的一个州——沙捞越州，在白色拉者二世执政时期，就颁布过一个特别通告：给移民足够的免费土地种植，政府提供临时住屋安置移民；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一年；提供交通运输工具，建立警察局保护华人安全，华人可永久居住在沙捞越等。

——摘编自张军《中国近代的移民文化》

材料二   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87年、1995年全国1%的人口抽样调查，我国迁移人口规模在1982～1987年为3053.3万，1985～1990年为3412.8万，1990～1995年为3642.6万。1985～1990年和1990～1995年的迁移人口分别相当于1990年、1995年全国总人口的3.01%和3.02%，其中暂住人口分别和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9%和2.4%。全国流动人口总量在1982年约3000万人，1985年约4000万，据1992年“计划生育管理信息系统首次调查”结果推测为9360万。1995年的流动人口规模推测为8000万，其中在公安部门登记的有4400万，跨省流动的约3000万。

——摘编自李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内人口迁移及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