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1907年德国建立第一个旨在主张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起，截至目前德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涵盖主要行业与产业的标准起草组织。一战后，德国相继出台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企业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以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能力，并适时进行修订。德国著名的伍尔特集团，自1945年成立以来，始终如一地生产“螺丝”这一单一产品，其产品在很多领域是不可替代的。德国鼓励技术工人移民，在德国工作的技术“工匠”，享受永久居留权。德国“工匠”培育的最主要渠道是职业教育，有近80%的年轻人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而且职业教育几乎覆盖所有职业。德国工匠勤奋、严谨、有序、热情的工作态度无不体现着宗教追求，充满着理性精神的德国哲学，渗透着德意志民族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民族品格。在工匠精神的影响下，德国在机械、钢铁、电气、化工等领域打下深厚根基，“德国制造”声名显赫。

——摘编自徐春辉《德国“工匠精神”的发展进程、基本特征与原因追溯》

材料   英国传教士麦都在1848年出版的《英华字典》中，将a public servant译为“臣、臣子、宦”。1887年，在翻译public servant的过程中，日本人以汉语单字词为基础，创制了“公仆”概念。1899年，梁启超用日制词语“公僕”，写到“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公仆”概念的生成。严复在其西学译著中多次使用“公仆”概念。1906年，孙中山提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天津辛亥革命后一年内，含有“公仆”词汇的文章就高达50余篇。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在电中多以“公仆”自称，如“若总统类者，皆我自由国民所举用之公仆”等。1938年，马克思的文章《法兰西内战》逐渐被译介到国内，在很大程度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公仆观。20世纪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逐渐形成了“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公仆”实践。

——摘编自杨楠《近代中国政治中的“公仆”概念：生成、传播与嬗变》

材料一   东汉至唐宋时期，梵文佛经逐渐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译经过程中，创造了许多新的汉语词汇，也使儒学向更深层次发展。明末清初，罗马天主教廷派遣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翻译的书籍包括一些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与传教士合译的《几何原本》等书，其中的《泰西水法》，对中国农田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的改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张永中《论中国历史上翻译高潮产生的成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人们大量翻译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经济管理和文化艺术文献。同时“中译外”的工作量逐渐加大，四大名著的英文版陆续出版，莫言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北京奥运会之前，北京市政府在全国率先统一公示语的外文翻译。

——据黄友义《40年见证两轮翻译高潮》

材料一   16世纪中叶，欧洲机械钟表通过商贸途径传入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机械钟表在明清时代主要局限于天学领域，清代钦天监则已多用机械钟表计时；装饰功能的“玩具”或许是清代机械钟表最常见的社会身份。明清钟表那些精致、复杂的自动显时功能是会让人心旷神怡、兴趣盎然的。礼品则是明清时期钟表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功用，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场合，还是君臣间的贡献、赏赐，乃至亲友间的馈赠，机械钟表都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晚清时代，伴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流入，西方的 hms（时、分、秒）制在中国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了19世纪后半叶，钟表在社会中层已达到了一定的普及率。

——摘编自任杰《中国近代时间计量探索》

材料二   我国早期国产表设计均仿自外国表，以瑞士表为主。1966年，天津手表厂设计研发出我国第一只摆脱仿制机芯手表——“东风牌”手表。这一时期民用表设计的装饰题材多取自体现爱国爱党，反映人民当家作主以及向往新生活的内容，阳刚、健康、粗犷的工人、农民、战士形象主导了这一时期社会主流审美。至七十年代民用表的用户群开始迅速扩大，民用表已然成为大众化的日用工业品四大件之一。在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何延长使用寿命，以充实市场上民用表的数量供应，及降低用户民用表更新频率，成为该时期的民用表功能设计需要突破的首要问题。民用表初创期的积累为我国民族制表业在下一阶段的成功调整转型突破打下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黄舟子《建国以来国产民用表的设计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