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殖民与民族文化复兴

材料一   19世纪30年代前后，总督威廉·本廷克推行的教育改革措施深受“安立甘派”的影响。“安立甘派”认为印度文化是迷信粗野的，必须让英国文化取而代之。“安立甘派”的托马斯·B·马考莱在其1835年的《印度教育备忘录》中主张在印度大力推行英语教育，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我们和被我们统治的亿万印度人之间造就一个中间阶层，这些人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其品味、观念、道德和才智却是英国式的，再由他们用印度的语言将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给最广大的普通民众。”

——摘编自莫传笈《英国19世纪中叶至一战前的帝国形象》

材料二   提拉克（1856-1920）曾接受英式教育，创办宣扬民族主义的报刊。他继承了自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以来的历史神话，把雅利安的文明推远几个世纪，把英国统治以前的时代描写为一个神光朗照的、统一的黄金时代。提拉克认为，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统一就是依靠宗教信仰而得以维持的，任何政治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民族的“达摩罗阁”亦即神法或宗教法则的统治，所谓爱国主义、民族自治等都是宗教达摩（即神圣的宗教职责）的应有之义。提拉克强调在殖民统治面前无所作为就是背弃自己的达摩，就是怯懦行为，这是神所不齿的。

——摘编自欧东明《浅论印度民族主义意识的确立》

材料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6月至10月，深入西方媒体眼中“土匪聚集的 地方”——中国陕北进行实地调查，并将其所见所闻编著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该书于 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1938年2月首次发行中文版。以下为该书的内容节选：

有两个红军战士绰号叫“老狗”和“老表”，他们是从江西走过来的。我问他们你们喜欢红军吗？”老狗说红军教我读书写字，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老表说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我们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红军到他村子来分配土地，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只有地主逃跑了。还有一个红军战士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等等。

他们来历不同，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