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入主白宫时，中东国家普遍存在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也增加了在中东地区的活动。1954年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名为《美国在近东（中东）的目标和政策》的文件，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东政策的确立。该文件指出，对西方利益的威胁主要来自中东国家“严重的动荡、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阿以之间的敌对关系”。为此，要在政治和心理方面，让阿拉伯人意识到“苏联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无神论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敌人”；同时，要求阿拉伯国家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实，并达成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这需要美国平衡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组建中东地区的集体防卫组织，并构建起一个能够抵御苏联入侵的地区军事联盟。

——摘编自薛丹、郭永虎《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叙利亚政策新探（1954—1957）》

材料   顾炎武，世称“亭林先生”，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他一生以关心民生、救民于水火的儒者风范立身行事，奉行“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准则。他贯通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多次讲到“信史”的问题，认为撰史，要“信则书之，疑则阙之”。他引用宋人刘器之的话说：“文章岂有繁简耶？昔人之论谓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若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则失之矣。”论证问题时，引用资料非常丰富，“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论：“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清代考据学者普遍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更盛赞顾炎武“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

——摘编自周文玖《顾炎武的史学成就及史学思想》

北约东扩是冷战后影响美俄关系的最重大事件，冷战后，在面临着苏联解体、华约解散，曾经对手不再存在的局面下，北约转变其职能，采取了东扩的计划，准备将自己的范围拓展到更多的区域。克林顿政府奉行双轨政策：一方面，继续支持叶利钦的领导地位，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另一方面采取比较谨慎、渐进但却是坚定的步骤实行北约东扩，并设计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作为东扩的过渡。对克林顿政府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所必需的。美国内部从一开始就对北约东扩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有反对东扩的，也有主张激进东扩的。俄罗斯则举国一致地反对东扩。美俄之间进行了反复博弈。美方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没有采取北约东扩的实际步骤，以免影响叶利钦的选情。在关于双方关系《基本文件》的谈判中，北约答应了俄罗斯的要求，保证在新成员的领土上不部署核武器和大规模的常规力量，但也拒绝了俄罗斯的两个要求：没有给予俄罗斯对北约决策的否决权；没有答应拒绝接纳原苏联国家入盟，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1997年马德里峰会决定邀请波、匈、捷进行入盟谈判，打开了美俄关系中的潘多拉盒子。

——摘自陶文钊《北约东扩与美俄关系（1993-1997 年）》

7 . 材料   明中叶，江南重赋，租税积欠。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出任江南巡抚，在应天府，针对“游荡失业者十室九空”给赋役编审带来的困难，将基准由人丁向丁田过渡。推行“里甲银”制度，把按户编派的里甲支费，摊入田粮，折成银两征收。在苏松，他创立“平米法”，将正杂二役混编合并。针对“事繁费冗”、里长“赔累不堪”，他通计一县一年应征之役，固定役额；力役折银；缩短应役时间。周忱在任期间，江南“百姓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

——据白寿彝《中国通史》

8 . 材料   娄敬，齐人。汉五年（前202年），到陇西戍守边塞，行至洛阳，正巧刘邦在这里。娄敬褐衣见刘邦，建议刘邦放弃洛阳、徙都关中，他说：“陛下取天下与周室异……积德累善十有余世，深得百姓拥护……而陛下起于丰沛，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百姓肝脑涂地，父子暴骨郊野，不可胜数，哭声未绝，伤者未起，欲与周比隆，窃以为汉与周不同。”他进一步指出：洛阳无险可守，“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至于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刘邦问群臣，群臣因都是东方人，故都说洛阳便。张良驳斥了群臣意见，同意娄敬的看法。刘邦当日便起驾，徙都关中。娄敬以建议徙都关中有功，赐姓刘，拜为郎中。

——据司马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9 . 材料   王惟一（约987年-1067年），北宋著名医学家，宋仁宗时期任翰林医官院医官。他有感于针灸之法传述日久，众说不一，讹误很多，“平民受弊而莫赎，庸医承误而不思”，多次上书要求编写图经，以统一各家之说。1026年奉诏后，王惟一系统总结了历代医家之说，结合自身实践经验，撰成《图经》并刻印刊行。因恐其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王惟一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碑上，名为“针灸图石壁堂”，放置当时京城开封大相国寺仁济殿内，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宋仁宗看后认为“经书训诂虽精，而学者执之多失”，指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行”，于是诏命根据《图经》铸造铜人。1027年，由王惟一亲自设计并组织铸造的“针灸铜人”问世。此后，宋代医官院使用“针灸铜人”进行针灸教学和医学会试，开创了世界上最早使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教学、考查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摘编自《王惟一针灸铜人对后世的影响》等

材料   邹汉勋（1805-1854），清代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人，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氏博学多才，潜心考据之学。清初，朝廷为掌握各地情况，以利决策，曾令各省纂修通志。地处边远的贵州于康雍乾嘉时期共纂成通志3部、府州县志及其他志书105部。贵州修志与内地省份相比却为数较少，且不少志书是为应付差事草率成书、简陋残缺。道光十六年（1836年）贺长龄任贵州巡抚后，认为纂修志书可使守令者“按疆域当思何以抚绥，稽户口当思何以保聚，询风俗当思何以补救，奉祠庙当思何以致祥”，故倡议全省各府、州、县编修方志。经贺长龄举荐及贵阳知府周作揖延请，邹汉勋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至筑，对前人修纂的《贵阳府志》“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做了大量的主笔撰作和全志的修润工作，历经两年定稿成书。《贵阳府志》的成功完稿，邹名望益加，先后受邀编修了《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邹五年中完成四志，共计二百三十六卷。

——杨军昌《邹汉勋与清代贵州四府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