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宋神宗认为：“天下自五代分裂，多置郡县，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议并省之。”因而进行了州县省废的改革。这场改革主要发生在王安石当政期间，先后持续十几年，一批州县被合并裁撤，但也有一些州县得以复建和新建，实际废州27个、复建5个，废县144个、复建和新建28个。王安石指出：“东南州县，大抵患在户口众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而河北所置州县太多”。河北东西两路是罢废州县的重点，其中废州1个，废县38个，复建5个，实废33个，占全国实际废县数的28%。东南地区如两淮、两浙、福建等7路，废州4个，废县3个，不及河北之零头，却又新置4个。州县并废新建的主要依据是户口，但以神宗元丰初年州县并废后的数据为例，河北路有2134929户，却有33州106县，平均每县11650户；两浙地区有1778963户，才有14州79县，平均每县22518户。

——摘编自马玉臣《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材料   历史上多用“酒池肉林”来形容商纣王的奢靡。《史记·殷本纪》记载：“大最乐戏于沙丘，（纣）以酒为池，县（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但在汉代之前的所有史书中，从未出现过商纣王搞“酒池肉林”的记载。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淮南子》一书就为商纣王叫屈：“桀纣之谤，千岁之积毁。”东汉王充就曾经在《论衡·语增》中质疑过“酒池肉林”的真实性。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顾颉刚先生统计，在《尚书》中纣王的罪名仅6条，到了西汉时期就变成了55条了。

不过殷商时期“酒池肉林”的说法，也并非空穴来风。《尚书》虽然没有提到“酒池肉林”，但是提到了殷人嗜酒的问题。《尚书》有多篇记录了周人批评殷人嗜酒，周公还为此发出了禁酒令（《尚书·酒诰》）。

有学者从民俗学角度对“酒池肉林”提出了其他解释：“酒池”是上古时期人们群聚饮酒、以水调节酒浓度习俗的反映。纣王的“酒池”就是兑酒的水池。“肉林”是上古时期裸体祭神习俗的反映。许多国家都曾经存在裸体祭神的习俗，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国云南红河某地区还有裸祭习俗。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收藏的春秋青铜屋，内有裸体乐师奏乐歌舞。有学者认为这是裸体祭祀仪式，按照这种解释，这个铜屋就是最真实的“肉林”。

4 . 材料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全国各县一律实行县长制，县政府和县长分别代替县公署和县知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县组织法》。1929年，国民政府重新修订《县组织法》，强调：“吾人今后必须矫正从前重省轻县之传统观念，而易以总理重县轻省之新观念。总理于民权主义与建国大纲中，汇精聚神，唯在直接民权对于县自治之实际行使。由此可知，县自治者，实三民主义之基本知识。”被任命为县长之官员，应先试署一年，考核成绩优良者予以实授，以三年为一任，期满成绩优良者可以连任或升迁。但在实施过程中，如1930～1934年的福建更动县长289人，最短的任期只有4天。规定考试应成为县长任用的主要途径，但据1932年内政部统计，各省通过考试取得县长职位的比例最高的是安徽，但也仅有17.6％。蒋介石也承认：“县为执行一切政令之中坚，其重要如此，而行政经费之微薄又如彼，实无从充实组织，延揽人才。”事实上，无论是地方自治的推行，抑或省、县行政结构的建立，国民政府只能在无情的现实面前屡屡碰壁。

——摘编自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七卷）

材料   西魏苏绰当政时，逐渐确立了一套新的户籍登记制度。新的户籍包括户口、土地、赋役三个部分。在户口方面，要完整地记录各户的人口情况，不受田、不纳租不服役的中、老、小、黄家庭成员，甚至死亡、迁出的成员，都要无遗漏地进行登记。土地、奴婢、耕牛过去是资簿登记的重要内容，现在也被列入新的户籍统计之中。在土地方面，详细登记受田的丁男、丁妻、丁婢的口数；应受田若干、未受田若干，受田中麻田、正田、园宅各若干，受田率是足或几分未足；受田人所受各段土地的亩数、方位及四至。在赋税方面，包括每户的户等，全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全家应纳租、布、麻数量等内容。由于苏绰创造的这种户籍制度格外强调各种统计数字，所以被称为“计账户籍”。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