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儒家、法家与道家的政治理论

——摘编自包刚升《儒法道：早期中国的政治想象》

2 . 材料一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是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之墓。迄今已出土1万余件（套）文物，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

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重要文物列表：

——摘编自王子今《海昏侯墓园考古与西汉史的新知》

材料二   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字中（仲）尼，姓孔氏……

——《史记·孔子世家》

鲁昭公六年，孔子盖卅矣。（据此推算孔子生年为鲁襄公七年）（前566年）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非文物穿衣镜上的记载，2015年出土

材料一   孔子曾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张栽认为：“虽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君王），犹有劣者，以其未成功也。此所以未有不谨于礼，唯谨于礼则所以致大道之行。……六君子所以急于礼者，欲至乎大同也。”

材料二   20世纪初，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讲，“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北必归之公”，“但使明天赋人权之义，男女皆平等独立，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皆归之于公，即可至大同之世也”。同一时期，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认为，“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提出，以往的理想社会追求，“他们眼见穷人的苦恼是由贫富不均，因此要想把全社会的贫富弄得绝对的平均，至于用什么方法来平均贫富，都全是理想，不曾建设在社会的经济事实上面，所以未能成功。”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社会不安的原因，建立在社会的经济的事实上面，因而是客观的、现实的。

——均摘编自网络

材料一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是“仁”。“仁”最扼要的表述就是“爱人”，即对人尊重和有同情心。达到“仁”的途径是“克己复礼”，即通过对自己的控制和约束以提高道德水平，他希望统治者“为政以德”，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通过道德感化改善政治，而不是一味使用暴力和刑罚。孔子对春秋后期“礼崩乐坏”的变革、动荡形势感到不满。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服饰呈现出两大特征：一是汉族服饰吸收了胡服的很多形式，大范围地流行。裤褶（xi）就是其中最具典型特点的一种服装形式。汉末，裤褶广泛地流行于民间，成为文武通用、男女皆穿的日常服用。

二是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汉族的服制礼仪。凡帝、后及公卿百官朝、祭等礼仪之服，一般都沿袭秦汉旧制。

这一时期，各民族服饰都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融合改进，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董晔《论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胡服风尚”》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一   中国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址和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

材料二   

材料三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是以诸子百家的学术文化为载体。诸子百家通过不同的角度、方法和途径对文化进行重建.形成不同的文化转型模式。礼乐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民）本文化精神的转变，是先秦诸子学术文化转型的核心内容。

——摘编自潘俊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转型》

材料一   死子想回到西周；维护奴隶制，政治上是保守主义者，有他的落后一面，但他是伟太的史学家、教育家和人道主义的倡导者，他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整理和传播上有卓越的贡献。

材料二   针对诸侯分裂势力，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统一、政治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国封土过大的社会顽疾。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摘编自李奎良《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材料三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一是北宋统治者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统治者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对人民进行说教和控制。理学正是建立和强化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二是魏晋隋唐以来儒、佛、道三教既长期纷争，又相互影响、渗透而趋于合流的结果，隋代王通提倡三教合一，唐代韩愈仿佛、道的传法系统，建立儒家道统，为理学的产生开了先河。

——摘编自王士立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柏拉图（前427——前347年），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曾在雅典创办过阿加德米学院。在教育作用方面，他认为良好的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卫国者的保证。他认为教育在改造人性上也有着巨大的威力，因此他要求国家严格控制教育。柏拉图的最高教育目的则是要培养“哲学王”，经过教育培养的精英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最终成为统治者。在教育对象上，他主张“精英”教育，应该从第一、二等级中选出最优秀的年轻人进行学习。在教育方法上，柏拉图提倡启发诱导，他认为，只要经过启发，没有学习过的人也能自觉地推导出数学、几何等公式。柏拉图以上的教育理念对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陈桃兰《孔子与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比较》

材料二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材料一：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之间，关于经济问题的广泛讨论，成为当时“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各学派都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和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主张足食与藏富于民，并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荀子提出开源节流、节用裕民、礼义为富强之本的主张。

——摘编自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先秦之时，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甚少。汉武帝时，商贾虽可乘车，但所征税倍于常人，又以商人为主要对象征收财产税；将煮盐、冶铁视为国营事业，导致铁器物劣价昂，盐价亦高，且强迫人民购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民负担。公元前81年，昭帝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但这些经济统制措施，仍基本延续下去。

——摘编自《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