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上图的农牧界线在秦汉时期历经变化。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派蒙恬逐匈奴，取得今河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南地”，在这块一直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草木茂盛，多禽兽”的森林草原地带，设置了44县，并修筑长城，“徙谪戍以充之”。公元前217年又迁三万家于北河（今河套乌加河）榆中地区。这两次大规模移民戍边，将农耕区的北界推进至阴山以南一带。不久，爆发了秦末农民起义，秦朝灭亡，戍边者乘机逃回，匈奴渡河而南，与中原王朝以战国以来的故塞为界。至汉武帝时期，农牧界线又向北移动。

——摘编自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   宴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每年正月旦的元会议，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的重要仪式。汉初，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皇帝通过展演礼仪确立自己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这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秦汉的皇帝还热衷于赐酺，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庶民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这种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秦汉时期的元会议或皇帝赐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

——摘编自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材料战国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文字的应用日益频繁而广泛。因为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 一个农业大国军民两政的处理, 法令的推行, 军情的通畅, 民间商旅的往还，亟需一种有效而简便的文字, 所以秦朝统一天下之后, 当务之急便是进行全国性的“文字改革”。实行“书同文”后，小篆成为官方用字，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各系文字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秦朝统一文字之后又一次的改革, 是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 史籍记载的程邈所作隶书的功绩, 应是在整理、规范在民间流行的隶书字体并且得到始皇认可而加以推广, 汉朝初立, 尽废秦法, 唯独“隶书”得以沿用，在隶书走向代表地位的同时，草书、楷书、行书嬗变，竞相争秀，形成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郑涵文《秦朝大一统下的文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