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7年，奉国民政府教育部令：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西迁云南，到达昆明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迁伊始，西南联大仅有文、理、法商、工学院，在校学生1506人。而到1945年，西南联大有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电讯和师范）和一个先修班，5个研究所（下设17学部），比西迁前有了极大的增长，前后在校学生约有8000人，毕业生有3800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在西迁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们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这些著述并非只是书斋里的经学玄论，许多学术理论研究都能够从中国现实社会出发，着眼于中华民族的长远兴盛与发展，其中不少思想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和文化思想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杨邵军《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的学术研究》

材料二   北京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方针，提出并上报国务院《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1955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该报告中写道：“减少沿海城市高等学校招生任务，相应地扩建内地学校，提前在内地增建新校等措施……将交通大学机械、电机等专业迁至西北设交通大学分校，准备在两三年内全部迁出”。1956年，第一批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身背行李，登上了开往西安的专列，历经数年的大规模迁校由此展开。西迁师生员工的车票上，有一行字特别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支援大西北！”可见，交通大学的西迁，不是交大一所学校的内部事务，而是国家的重大抉择，具有长远战略意义。

——摘编自彭薇《交通大学“西迁”史》

材料一   清前期，清廷构建了一套包括汉语文、蒙古文、藏文等在内的多语文合璧制度，清廷没有赋予包括满、汉在内任何一种族群语文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地位，语文教育大体处于“各语其语”的自发状态。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将“国文”和“官话”设定为基础科目，同时确立了“书同文”和“语同音”的制度目标。同时期的《奏定学务纲要》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各学堂皆学官音”“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等。1908年，各省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明文限制“不识文义”（指不通晓汉文）者不能获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11年出台的《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使在边疆学堂中普及汉语、汉文成为明确的制度规定。

——摘编自湛晓白《清末国家语文统一与满汉族群关系变化》

材料二   推广普通话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文字改革工作问题指示》，决定成立中央一级的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为了提高群众学习的兴趣，各地还结合政治、生产和生活素材编写了一些教材与读物。如江苏新沂县群众编写了各种各样的普通话教材，还自发创办了拼音小报；昆山县编印了课本、拼音字母表、昆山话与普通话对照表，还创造出40余种教具。到1958年初，在方言复杂的福建大田县吴山乡学会听和讲普通话的已达77.7%。到1960年，昆山、新沂、沭阳等县已有几十万工农群众学会了普通话。

——摘编自崔明海《1956—1960年推广普通话运动在农村的开展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