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各个县的善堂、善会少则有十多个，多则有五六十个（还包括义庄在内）。这些善堂或义庄往往拥有数百亩乃至万亩以上的土地。地方士绅与广大的工商业者是江南地区民间慈善活动的中坚力量，不仅有富裕阶层（如大地主、大商人、作坊主等），还包括了“伙友”出身的普通劳动者。江南地区的善堂、善会重视道德教化，设立恤会、儒寡会、清节堂等专门机构。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

材料二   1899年，《申报》载文指出“有公益者为社会，无公益者非社会，故夫一社会之中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并认为西方国家开矿、筑路、博览会均为公益之事。张謇于1904年开始在南通创办了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等慈善机构，还兴建了医院、贫民工场等公益机构。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所列自治事项大都与公益相关，如学务、卫生、农工商务等。很快，一些善堂、善会的董事利用所掌握的自治之权，竭力扩充新的公益活动，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

——摘编自曾桂林《从“慈善”到“公益”：近代中国公益观念的变迁》

材料一   清末国家通用语文的最初构建，是以民族国家主义理念下现代国语统一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包含全国语言统一、言文一致、国音标准化等等。1904年1月，清政府正式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学堂皆学官音”，正式宣告了汉语官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现代“国语”地位。1904年5月，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国语教育》一文，强调“国语教育”乃是“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其要义在于“俗话教学”和“统一国语”，尤以后者最为重要。190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推出了第一套以“国语”命名的汉语教科书——《国语教科书》。其“编辑大意”对国语统一、言文一致的国语教育改革理念进行了说明：吾国不止南北异音，即一省之中，各府州县方言，亦不齐一、按之国家学社会学之公例，大相刺谬。以此立国，实为危殆。本书之著，即欲以统一言语为统一国家之基。言语统一、为政治革新之先导。这套《国语教科书》经学部审定后，通行全国。随着立宪运动步伐的加快，清廷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教育的督导。1910年底，朝廷制定了《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以国家法令的方式，推动作为国家通用语的汉文汉语教育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实施。1911年8月，清廷明令以“正当雅正、合乎名学”的官话统一“国语”，“由学部设立国语传习所”，在各省会及府厅州县的学堂内设立国语专科。清末国语统一运动由此进入高潮。

——摘编自黄兴涛、黄娟《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

材料二   19世纪初，巴西里约热内卢及其他沿海殖民城市已成为葡语的传播中心，葡语开始成为殖民地通用语言。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后，继续沿用葡语的官方语言命名。1889年巴西第一共和国成立，面对来自葡萄牙以外国家的移民不断增多，巴西政府仍然推行单语政策，继续对新移民实行语言同化政策。20世纪中期，巴西开始与葡语国家进行葡语语言本体改革，同时保护境内其他族群的语言权利。在葡语正字法改革之前，葡语一直有两种不同的书写变体，即欧洲葡语（包括非洲葡语）和巴西葡语。欧洲葡语和巴西葡语在语汇、发音及语法方面存在区别。1943年，巴西和葡萄牙双方同意开展正字法改革，并将正字法进一步推广到非洲葡语国家，通过学校教育实现葡语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摘自陈道彬《巴西语言政策的衍变与探讨》

材料三   在殖民地时期，印度高等种姓和中产阶级家庭普遍接受英语教育，但同时具有较强印度民族意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要求以印度本土语言作为学校教学语言。1947年独立后，印度联邦规定的官方语言是印地语和英语，但印度科技和工业体系很大程度上在英语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运行。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规定在各邦使用地方印度语言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学语言，但是高等教育的教学语言仍旧是英语，并没有依据政策建议逐渐采用地方印度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府在形式上尊重本地语言并设立以少数族群母语为教学语言的低学费公立学校，以满足各族下层选民的政治诉求。但由于母语文教材质量与教学效果较差，导致以母语文为教学媒介的下层家庭学生难以进入大学并终生失去在相应岗位就业的机会。

——摘编自菅志翔、马戎《语言、民族国家建构和国家语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