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50年到1976年， 中国正式与受援国签订协议的援助款额为619亿人民币。约80%的金额都用来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对外援助在内容上主要由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援助、军事援助和现汇援助这四部分构成。新中国领导人将对外援助视为贯彻革命外交路线的手段。因此中国对外提供的援助不仅数额大、力度大，而且让渡性也很高。以贷款利息为例，1964年中国政府将全部贷款改为无息。
——摘编自蒋华杰《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研究(1968-1918)》
材料二 1980年11月 国务院指出对外援助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经调整，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被严格控制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1995年起，中国以优惠贷款作为新型援外方式，主要投向受援国的经济基础设施领域。在促进受援国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1世纪以来，对外人力资源开发与合作、援外志愿者等也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方式。援助领域已从经济基础设施领域扩展到社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开发、工业、 农业等多个不同领域，受援国分布更加广泛。
——摘编自刘方平《改革开放以来外国对外援助研究》
(1)据材料分别概括两个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调整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原因，并简析其意义。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19世纪后半叶是国际法传入中国的重要时期，国人对国际法的认识逐渐深入。李鸿章认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在面对日本武力挑衅时指出“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薛福成在《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指出：“各国之大小强弱，万有不齐，究赖此公法以齐之。虽至弱小之国，亦得藉公法以自存”“西人辄谓中国为公法外之国，公法内应享之权利，阙然无与……近年以来，使臣出驻各国，往往援据公法为辩论之资，虽有效有不效，西人之旧习已稍改矣。”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盖国之强弱相等，则借公法相维持，若太强太弱，公法未必能行也”“所立之约，就通商一端而言，何其矛盾之多也？如一国有得，各国均沾之语，何例也？烟台之约，强减中国税，则英外部从而助之，何所仿也？华船至外国，纳钞之重数倍于他国，何据而区别也？”
——摘编自韩小林《洋务派对国际法的认识和运用》
(1)据材料概括国人对近代国际法的基本认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国人对近代国际法的认识。
材料一 民国初年，历史教育的内容和重心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为例，此书陈述专制政体形成的原因及其弊端；对于历朝开国君主的横暴和末代亡国的经过予以渲染，“以警国民之顽固未化者”。晚清时期历史教科书中一般以“人种”来叙述民族。辛亥革命后，李大钊指出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就都属于新中华民族。钟毓龙编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以五族共和为纲，“其(指其他民族)与汉族接触冲突之处，亦一律平视，绝无轩轾”。历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历史教科书开宗明义讲述历史与国家的关系，指出“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人格”。
材料二 抗战时期不少历史教材对我国民族强盛和衰落之原因，强盛时在世界文化上所处的地位等，“均不厌求详，期有以唤起民族精神，使知我民族在世界文化上地位之重要”。 此外，教科书对近代帝国主义之侵略，外交政策之失败等，为“最为注意之点”,求振奋民族之精神，洗雪我国之耻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殖民地独立运动》,《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教训》《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之类的著作出版增多，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类著述显现出重要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对“边疆”论述逐步课程化和专门化。有识之士主张强调边疆各民族与内地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国民族外来说逐渐被摒弃。
——摘编自邓燕《时代主题与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初年的历史教育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抗战时期我国历史教育的重点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 民族古已有之，民族主义则是伴随18世纪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建立的产物，是一种“现代现象”。“民族主义”一词，最早见于15世纪的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词典》，19世纪中叶开始被频繁使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直到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开始分享或获得全部权力时，才呈现其近代的形式”。目前，很多学者比较认可英国学者厄内斯特·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定义。他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就是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
“人们谈及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很多都是直接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开始，而不是从它的更远的中世纪源头开始的”。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在历史中孕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益壮大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摆脱神权，追求人权，为民族主义的产生准备了思想武器；当经济与政治条件都具备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建立的民族国家催生了最初的民族主义。
在英、法、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民族及民族国家的观念传遍欧洲，并随着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而传播到世界，民族主义由此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
——摘编自宋新伟《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的缘起和蜕变》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任选一个角度评述欧洲近代“民族主义”。（要求：评述角度明确，论据充分，所用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 时期 | 史实 |
| 15-16世纪 | 1494年西班牙、葡萄牙两国订立了《托德西拉斯条约》，划定一条称为“教皇子午线”的分界线，线以西归西班牙，线以东归葡萄牙。1529年两国订立《萨拉戈萨条约》，在太平洋中再划一线，将全球海域划分为二，两国垄断海洋通航权。 |
| 17-18世纪 | 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发表《海上自由论》，提出海洋自由原则，遭到以英国人塞尔顿为代表的海洋闭锁论的反对。18世纪后，英国放弃“海上控制论”转而支持主张把海洋划分为领海与公海的主张。此后公海观念逐渐被普遍接受，相应的立法和规则也不断涌现。 |
| 19-20世纪 | 在经过了欧洲国家一系列的海战后，1856年欧洲七国签订《巴黎海战宣言》，宣布废除私掠船制度，确立保护中立船和海上封锁制度。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提出海权论，海洋大国开始重视对制海权、海上贸易运输规则、海战规则以及海战人道主义保护立法。 |
| 20世纪中叶以来 |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海洋权益运动的兴起，《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于1982年出台。它重申传统自由航行与领海主权原则，对海洋科学研究、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海洋污染处理等事项做出了规定。但某些海洋强国却动辄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构建《公约》之外的海洋法律秩序。 |
——摘编自马得懿《海洋法律秩序生成：历史脉络、法治困境与海洋法权》
据材料，围绕“近代国际海洋法权的变迁”自拟论题，并加以阐释。
材料一 公元前5世纪至1世纪希腊世界与中国部分大事简表
| 时间 | 事件 | |
| 希腊世界 | 中国 | |
| 公元前460年- 公元前446年； 公元前431年- 公元前406年 | 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爆发两次战争 | |
| 公元前403年 | 三家分晋 | |
| 公元前379年- 公元前387年 | 底比斯与斯巴达之间爆发战争 | |
| 公元前354年 | 魏齐桂陵之战 | |
| 公元前338年 | 马其顿与雅典、底比斯之间爆发战争 | |
| 公元前334年- 公元前324年 | 亚历山大东征，建立起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 | |
| 公元前318年 | (第一次)五国联合(合纵)攻秦 | |
| 公元前260年 | 秦赵长平之战 | |
| 公元前323年- 公元31年 | 亚历山大病逝，帝国分裂。巴尔干半岛混战重启，最终被罗马人征服。 | 秦逐渐统一天下；汉建立并巩固大一统帝国 |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从文化上来说，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而我们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两个国家都是历史悠久的古国，从文化底蕴上来说二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在进入国家文明之后的第一时期中，两国的历史脚步所表现出的国家文明特质，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古希腊国家文明的突然中断性，与古印度文明的突然中断性极其相似，都是强势异族入侵，都是原生文明毁灭，都是陷入黑暗与深渊。早期中国的国家文明的发展脉络清晰、轮次分明、记载翔实，国家行为非常有力而活跃，国家制度的体系化已经形成了坚实的独立文明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家文明的发展，表现出了鲜明的主体传承性与连续性递进的发展性。
——摘编自孙皓晖《早期中国与古希腊文明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国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历史演变的共性与差异。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从文明特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等角度简析当时中国和希腊历史发展趋向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在中世纪中后期，法国以王权为中心的民族向心力己呈逐渐增强之势。随着专制君主制的进一步演化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法兰西民族观念在原有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和完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手段，以“专制之下无祖国”为口号，确立起了未来新型民族国家的理论原则。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面对欧洲各国封建君主的联合干涉，法兰西人高扬"民族万岁"的民族热情和爱国精神，以"祖国在危殆中"为号召，奋起保卫革命，最终打退外敌进攻，保卫了民族，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现代共和国。
材料二 现代法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认为，占领阿尔及利亚有助于法国控制西地中海；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人应当在非洲建立一个"欧洲社会"，这将是法国的光荣的"伟大纪念碑"。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的民族主义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法国成为一个现代帝国。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杨泽章《现代法国民族主义探微——以托克维尔为例的思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推动法国民族国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18、19世纪法国民族主义的内涵。
材料一 南北方人才比重示意图
宋代人才部分地区分布变化简表
| 关中区 | （二路） | 江北区 | （十路） | 四川区 | （四路） | 江南区 | （八路） | |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人数 | 百分比 | |
| 宋初至澶谰之盟 （公元960—1004） | 37 | 35.24 | 330 | 38.9 | 36 | 17.3 | 140 | 6.28 |
| 澧渊之盟至绍兴和议 （公元1004—1140 | 41 | 39.05 | 390 | 46.04 | 81 | 39.13 | 923 | 41.39 |
| 绍兴和议至宋末 （公元1140—1279） | 27 | 25.71 | 127 | 15 | 90 | 43.48 | 1167 | 52.33 |
| 总计 | 105 | 100 | 847 | 100 | 207 | 100 | 2230 | 100 |
——肖化忠《宋代人才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
材料二 以宋仁宗一朝为例，出类拔萃、彪炳史册的人不下数十人，为历朝历代所罕见。其中，最著名的有晏殊、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包拯、张方平、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攽、刘恕、蔡襄、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等。他们当中既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也有才能杰出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犯颜直谏、风节凛然的谏臣。
——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材料三 人才问题历来为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但衡量人才的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论德而定次，是能而授官”“学行兼优”“治天下以人才为本，求材以教导为先导”“欲木之常茂者，必培其根”“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观念，体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黄启昌《中国古代人才统计中的价值取向》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明宋代人才发展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中国古代人才的价值取向。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大学建立的背景及英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京师大学堂前后发展有何变化，并分析中英两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从洪武到永乐年间、明朝外事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主要由礼部主客司管理、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设立行人司、洪武十三年明太祖设立行人司，职专奉节奉使之事。尽管礼部主客司是总管外事的机构、但是其他机构仍然是各司其职、互不统属、由于财物最终送交内府掌管、也给宦官参与出使提供了可能，因而出访外交使节主要有三类：朝臣、行人、宦官。明朝外交使节的选拔是非常慎重的，在程序上、一般是由礼部先拟定大政的名单、然后按照仪制或惯例向皇常提出奏议、并推荐人选，通过朝臣的商议，最终由皇常来确定人选、并择日出使。
——摘编自滕淋《明朝外交使节》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公使大量进驻北京，清政府同西方的交往日益增加。由于对国际形势的无知、给中国对外交往带来了种种弊端、派遣使节加强对西方的了解，已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清政府派驻的对外使节分为五类：观光性使节、屈辱性使节、常驻性使节、礼仪性使节、考察性使节。清政府在遴选使节时、最初只是要求使节才识兼备、洞悉夷情即可，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逐渐要求使节还得拥有一定外交专业技能。那些士大夫和熟悉西方的洋务人员成为清政府遴选使节的重要来源、置学堂、建机构、游历见习、留学成为清政府培养外交使节的重要途径。
——摘编自张勇《晚清外交使节的遴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选派外交使节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遴选外交使节的背景和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明清政府派遣外交使节的主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