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中国重儒家文化，西方重人文主义 | B．中国墨守成规，西方标新立异 |
| C．中国重社会家族，西方重个体本位 | D．中国皇权至上，西方教权至上 |
材料一 太平天国起义前，清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道光时期田赋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关税、盐税及杂税所占比例不高。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许多税关被迫停征，但沿海洋税征收大涨。咸丰三年（1853年），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ÆC为筹措军费，创办厘金制度，厘金归属地方财政征收使用，咸、同时期厘金突起改变了清前期中央财政一家独大的格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建立税务司制度，洋税的征收归海关税务司专管，英国人赫德任职总税务司时长达近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财政总收入，较道光时期的4000万两，几乎增加1倍，而关税和厘金的征收数量均超过田赋，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同治中兴”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清朝旧有的财政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通过厘金制度，中央或地方当局以军需、河工、赈恤等名义勒令工商业“报效”款项，难以数计，无异在工商业者身上缠以条条锁链，四肢捆缚，血液不通。
———摘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力虚弱，地方军阀截留和侵蚀国税严重，中央财政收不抵支，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地方割据势力藉此壮大军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划分国、地财政税收，将盐税、海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厘金等划为国家税，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划为地方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大幅减少。国民政府为集中全国财力进行抗战，于1941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原属省（市）级财政收入的田赋、营业税等均纳入国家税。“省之一级，遂无财源……有一举一动，办一事一物，均须仰赖国库支拨款项”。地方政府唯有摊派苛捐杂税以作抵补，因而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丰、同治时期清朝财政税收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厘金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产生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晚清、民国税收制度发展变化的认识。
材料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自我判断，正是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坚实保证。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提取材料中的主要信息（观点）并结合所学的近现代史知识予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叙述连贯通顺）
材料
（1）如图能够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多种发展趋势，指出其中一种趋势。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这一趋势予以阐述。（要求：表述清晰，史论结合。）
| A．民主科学 | B．实业救国 | C．民主共和 | D．救亡图存 |
材料一 茶馆是成都人休闲娱乐之地，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在茶馆这个公共空间里活动：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后来，有人在茶馆讨论时事、宣传演讲、发动民众。晚清以来，茶馆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1903年，刚建立的成都警察公布了茶馆规则以约束茶馆。1916年警察制订新的控制条文，申明任何表演都不得有“淫荡”的语言和动作，否则将被禁止。茶馆虽经常藐视规章，但也力图改变面貌以迎合时尚.1912年陶然亭茶馆开张，特设有一球房，据称是要提倡西方“文明”、“健康”的娱乐，还提供电话、报纸和食品等服务。有些茶馆还把话剧引入成都舞台。如今，茶馆仍然是大多数市民最能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摘编自王笛《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材料二 1650年，牛津开设了英格兰第一家咖啡馆，之后，咖啡馆吸引了贵族、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等不同群体的光顾与参与咖啡馆顾客们彼此之间相互平等、包容而开放，不论政治、宗教话题，或科学、文学、商业话题都可讨论。17世纪中叶后.英国政局动荡，一些咖啡馆俱乐部时常在咖啡馆内对政治、宗教等严肃话题进行计论，新旧社会阶层在咖啡馆中试图引导社会群体为其代言的政党服务，咖啡馆内各种新闻信息的易取得性、政治化、谣言化，使政府加强对咖啡馆内信息传播的管控。18世纪，期刊杂志报纸在咖啡馆中流转，成为顾客争相取阅的对象。此外，咖啡馆被英国人视为增进知识、培养技艺的重要场所，过去专属于知识精英的各种专业学问都能在此获得有效传播。
——摘编自王浩宇《近代早期英国咖啡馆文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初成都茶馆发展的主要原因。
（2）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况英国咖啡馆和成都茶馆的共同特征，并简要说明两者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材料 人民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发明新的劳动工具，生产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类物品，创造出一个“人化的自然”；人民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建立起多种类型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体系，构建起愈益完善和复杂的人类社会，推进社会形态和历史面貌的更新变革；人民进行精神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投身社会革命，成为改革创新的主体力量，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推动者。人民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个人的历史作用，必须和人民的历史主体作用统一起来理解把握。杰出人物只有满足人民利益、顺应人民愿望、得到人民支持，才能成就丰功伟业、彪炳史册。他们的历史贡献，归根到底要从人民创造历史的总动力中得到说明。
——摘编自颜晓峰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中国历史的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某一观点或整体观点）。（要求：观点明晰且正确，史实准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 15—16世纪时，西欧人文主义教育兴起。当时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普及拉丁语和希腊语，通行历史教育，重建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这些决定了人文主义教育培养和塑造的人才目标是凡俗知识分子而不是牧师神父，是新市民而不是修士或经院学究，是追求自由、文明并具有创造力的人，而非中世纪式的商人、哲学家和神学家。
——摘编自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材料二 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系统地提出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这一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的代表。他指出，“新民为中国第一要务”，这里的新民即指使民众接受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就是因为“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想要抵制列强侵略，唯有实行我们的民族主义，而欲在中国实行民族主义，“舍新民莫由”。
——摘编自汤奇学、陈宝云《“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材料三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
——摘编自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16世纪西欧人文主义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三，指出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想内涵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该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兴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欧洲人是以商业和宗教这两种途径接近中国的，不过起初宗教交流就很活跃。明末清初，一批来华耶稣会士因精通中国文化而获得高官的赏识，其中最有名的是利玛窦。他们脱下僧袍，换上了儒服，通过与儒家学者们谈天、辩论，用三棱镜、自鸣钟和地理知识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汤若望精通天文，后来他在满清宫廷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职务。耶稣会会士在皇室中发展了许多教徒。会士们将大约7000种西文图书带到了北京。17世纪时耶稣会士与中国学者合译出了大约380种著作，这些书多为神学著作，但也有一些涉及天文、数学、地理、医药、气象、机械、解剖学、动物学、逻辑以及欧洲政治和教育制度等方面的论文和专著。汤若望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出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
——摘编自费正清《东亚：传统与变迁》
材料二 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研究中国的热潮，伏尔泰、莱布尼茨、狄德罗、卢梭、歌德等人都饶有兴趣地研究中国文化。伏尔泰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文明，即欧洲及远东海岸的中国，现在是集合在一起了。”“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美、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一大觉醒。”
——摘编自冯天瑜《中华开放史》
材料三 康熙之后（十八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的联系竟为中断。雍正元年（1723年）明诏禁教，实际宣布对西方文化绝交。此后的一个世纪，是西方世界变化最大、进步迅速的时代，一系列重大事件尽皆出现于此百年之间。而我们全无所知，毫无所感。此间，以英国为首的对华贸易固然仍在继续，但英人所重视的是商业利益，一心想的是通过运销鸦片而多赚取中国的白银，绝不注意文化上的沟通。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6—18世纪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社会背景。
（2）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中西方文化交流对当时中国和欧洲产生的影响。
（3）依据材料三及所学知识，分析导致中西方文化联系中断的原因及后果。
材料一 古代中国人把其政权所能达到的地方称为天下，而不是称为国家。古代中国人所认知的“天下”之下的共同体是王朝，国家观念的核心总是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忠君即爱国。儒家所提倡的忠、孝伦理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君主由治家而及于治国，用治理家族的方式来管理国家，逐渐成为朝廷和国的代表。
﹣﹣摘编自刘风雪《“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等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国家观念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开始反省传统天下观，思考什么是国家。在一些报刊上系统介绍西方的国家观念，《清议报》有系列文章介绍西方国家学说。戊戌时期维新志士大力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出现了“国民立宪”的概念，并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活动，“公民”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传统天下观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观，由此催生了民族国家意识，国家主权观念凸显，民族主义勃兴。
﹣﹣摘编自张春林《解构与建构：近代天下观向国家观转变历程解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三 移家为国，移孝为忠，进而在家国之上，扩展为一种公天下的世界意识，这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或天下观成为一种本于家国同时又大于家国或高于家国的世界意识，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内蕴着一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自觉。
﹣﹣田海平《从家国天下到命运共同体》
（3）根据材料三，指出家国观念的新内涵。综合上述材料，谈谈新时代强调家国情怀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