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国家制度－社会变革－人才培养

材料一在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以及基于这种差异性的物产种类的多样性，使从事不同生产经营的各原始部落之间，很早就发展起频繁的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化，并最终迅速地“炸毁”了血缘纽带。奴隶制国家产生，采取以契约性的互补关系为纽带的古典民主政治制度，作为综合多种利益与整合政治秩序的制度手段。

东方国家的社会并没有古希腊意义上的那种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内部广泛存在的血缘纽带也并没有被商品经济所“炸毁”。但是整个社会的公共功能，包括社会成员的赈灾、水利、管理、安全、自卫的需要是如此迫切，这就使旨在实现这些公共功能的公共组织，即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在商品经济炸毁血缘纽带之前就提前出现了。

——王旭东《先秦史研究》

（1）结合材料和所学，分析作者认为古希腊与古代东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及其形成原因。

材料二17-18世纪，英国以金银货币为财富，国家敛积财富并干预经济活动。政府逐渐取消地方关税，统一国内市场，规范交易行为。英国经济立法多达250个，几乎所有工商业领域都受制于非常细致的立法，以控制各行业的“自我管制”。政府降低工资以减少成本和增加出口竞争力。

18世纪末期，英国政府认为不应做也不应试图做任何事，应遵循自然秩序、市场自动调节，反对国家干预。18世纪末期，英国妨碍经济发展的旧政策法规逐渐消除。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社会经济进入不稳定时期，市场失灵和社会问题突出，急需解决。

20世纪30年代，英国政府依托市场经济基础进行国家调控，以政策手段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英国政府对金融、财政、产业和税收、价格和工资等方面进行指导。以福利手段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扩大政府开支。1932年，英国政府宣布放弃自由贸易，实行进口税，建立帝国特惠制，保护市场。

——苏振芳《英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概况》

（2）依据材料，概括17世纪以来，英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变化。结合材料和所学，说明其变化的历史背景。

材料三近代以前，我国传统的人才观认为：人才是具有“明人伦”的品格和“修齐治平”之能的德才兼备之才。人才与统治能力、人才与治才几乎成为同义语，其最高境界是达到内圣外王、全能全知的通才、贤才。

19世纪后期，王韬认为：必须要培养多类型、多层次的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的专门人才。这些专门人才是具有各种专门知识技能的企业家、军人、科学家等各行各业人员。清政府宣称：凡游学他国得有长技者，可直接被聘请为书院的专科教师。

20世纪初，孙中山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拔去奴隶之根性”的新式国民。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提出：新公民是拥有健全之人格的公民，乃是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意识的共和国国民，又有健壮的体魄、近代科学知识、良好的修养、高尚的情操和健康的心理素质的“完全之人物”。北洋政府的《壬戌学制》中强调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课程和教材内容侧重实用；实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

——李宜江《我国近代人才观的变迁》

（3）结合材料和所学，对我国“人才观”的演变历程进行解读。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

材料   在“兴文教，抑武事”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导下，北宋取消了应举者的门第限制，使平民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大为增加，并吸取了唐代不第进士黄巢反叛唐政府的历史教训，于是在科举考试中录取特奏名的情况越来越多，到真宗朝中后期，逐渐形成制度...据有关学者的初步统计,两宋科举共录取了十一万人左右的合格者，其中正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六万人，特奏名进士和诸科约为五万人，特奏名占了全部登第人数的约百分之四十五。

“熙宁变法”后，特奏名殿试亦与正委名进士一样，改试策一道，策题也较正奏名容易得多。神宗元丰年间(1078年- -1085年)，一次特奏名殿试，一位七十余岁的老儒，在试卷里只写了“臣考矣，不能为文也，伏愿座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几个字，就获得“特给初品官，食体终身”的优待，说明特奏名考试基本上徒具形式而巴。特奏名录取的人数虽很多，但对他们的投官却很低，部分特奏名甚至只有虚衔，不予实职。

——据裴淑姬《论宋代的特奏名制度》

7 . 材料     欧洲礼仪的产生经历了从“courtoisie”（宫廷礼仪）到“civilite”（礼貌）再到“civilization”（文明）的演变。“宫廷礼仪”最初是指欧洲封建君主的宫廷行为方式，16世纪泛指骑士贵族的举止方式。16世纪中叶后，随着骑士贵族的没落和新贵族的兴起，“礼貌”逐步取代了宫廷礼仪，成为上流社会举止的普遍性要求。这迎合了新教教会的变革，得到了教会的支持并不断传播。

18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等级社会日趋衰落。法国大革命使欧洲社会政治中心由宫廷转移至市民社会，越来越多的市民阶层与贵族一样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礼貌”也经历了一个市民化的过程，被更具普遍意义的“文明”所取代。个人行为方式也朝着理性节制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杨素萍《欧洲国家礼仪教育的变革及动因探究》